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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
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专家上台发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
“我能等二十八年年！”
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该再隐瞒了。”
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者，骗子……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连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最后领导方面召集了一次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当年老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得头头是道。最后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同时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的罪行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这个一直“隐瞒”的反革命组织——“小家族”，也是后来由革命同志揭发了，吴才被迫承认的。
接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我的妻子新凤霞召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怎么划清界限呢？副部长叫她看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一位被划右派的男人的妻子断然和丈夫离了婚，紧跟着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就是划清界限了。”副部长说，“你应当向她学习。”但是一向见官就怕的这个民间艺人、贫民窟出身的新凤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绝了副部长的指示。她说：
“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侧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
新凤霞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大声哭起来，跑出很长的楼道，跑下楼，一路哭着跑出文化部。
随后就是我在家听候处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都是在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对她随时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使她约在三十八岁时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盾指向“二流堂”，吴祖光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深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叫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能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叫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副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文化部的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市问新凤霞，要她交待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关于“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结论：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二流堂”前因后果大致如上述，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我怎么不惭愧呢？“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室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疼，浪费了多少钱，多少人力物力？
就说为我先先后后发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力？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