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以便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儿。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16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了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文人拉车记
作者：流沙河
40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挟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襻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50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架车而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