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私形渥岸氛О芰恕Ｋ鞘本退担赐辍短粽赵谏Ｇ由稀分缶托凑飧龌さ囟印�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完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问，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儿，在长廊上坐一会儿，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龙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找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四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革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
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十一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康，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