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作痛。
再就是我想借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一千二百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16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吗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番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棂，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16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两边的耳房用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絮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四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侃侃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七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l z）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