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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岂料休会期间，整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风运动由向党提意见，转向为党内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这一来作协党组的高层领导由被动一下子转为主动，周扬趁机推翻了他本已同意的调查小组的结论，同时加紧搜集丁、陈的“罪证”。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25日宣布“复会”。
这些就是从1956年5月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内部斗争的简单情况。而我们作为他的家属所感受到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父亲又开始忙于开会，有时晚上也要去。每当他开会回来，总显得精神疲惫。慢慢地我逐渐发现，他的脾气又变坏了，经常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和母亲吵架。
我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从来就不向我们透露，据母亲说，他在作协又挨整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从整风转入反右的开始时期。
这段时间，父亲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空气宽松些时，会议少一些，他回来后情绪就好些。空气紧张时，大会小会不断，白天晚上连续挨整，他的情绪就极坏。
1956年到1958年，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紧接着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大批工人罢工并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此后，匈牙利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导致苏联派兵镇压。
国内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决定在文艺、科学事业中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不到半年，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1956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事态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特别是父亲的问题几上几下，一直没有最后结果。他的情绪、他的命运直接牵动着我。
我深深地记得那一段不幸的日子，连日来车轮式的会议和围攻搞得父亲精疲力尽，情绪极为低劣。看来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对他越来越不利。作协党组的负责人，改变了道歉的前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们把父亲和丁玲依照党章进行的正当申诉诬蔑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结果，平反道歉言犹在耳，却又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处分。同时，在他们看来，1955年整父亲的那些材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了，况且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已作了否定。作协负责人一方面在大会小会上动员很多人对父亲步步紧逼，迫使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另一方面在背后会下广泛出击，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罪证”，然后无限上纲，用大得吓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其中甚至有几个在反右斗争后期刚刚分配来的编辑，在运动后期也被一网打尽。《文艺报》改组后，原来的编辑们被强行遣散，不少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劳动或失业在家，处境极为悲惨。
不仅如此，连中宣部派出调查丁、陈问题工作小组的李之琏、黎辛等同志，也以包庇和充当右派保护人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或作为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见《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37页）。
我五叔陈适五和五婶林宁，一直在国外，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年底，五叔奉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的战友不幸的不平，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快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反右斗争一来，五叔竟被不明不白地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送往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