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而说的一些话：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打在冯雪峰身上，却落在周扬、夏衍等人的心上。所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没有收，不得不将记录转录于此。
尽管许广平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文艺界”——这倒合乎形式逻辑。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冯雪峰代鲁迅写”或“假鲁迅名义写”是否合乎事实。当时慷慨激昂批判冯雪峰的人，都没有去“查对核实”过，虽然周扬、邵荃麟等说已经看过，“原稿是冯雪峰的，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只是为了煽动需要而编造的。要“查对核实”也很容易，周扬知道，会上许广平也提醒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连续休会三天。说《答徐》信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的周扬，忽然想到了去“查对核实”。21日，他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与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这原稿，周扬是否给作协党组、给批判冯雪峰的中心发言人看过或说过，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参与批判冯雪峰决策的同志，在1986年3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说到过一件事：当他被“四人帮”迫害而“流放”在外地时，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的情况：“这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写的，而且写了两三天”（按鲁迅自说是“花了四天工夫”）。这使他“很震动”，他为此做了许多猜测，待他得到自由后，就给周建人去信，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时，他才认识到1957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由此可见，周扬的调查结果，也许是秘而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因为这结论的前提条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的，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都建立在这个他们虚拟的前提条件之上。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可是检查的口径还是邵荃麟布置的那样，即“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为此，他多次找邵荃麟。他回忆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邵荃麟是冯雪峰的老朋友，周扬安排他来做冯雪峰的说服工作，是很合适的。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虽然冯雪峰也据理力争过，指出它逻辑的荒谬，但还是取得了相当效果的。据牛汉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邵荃麟在说服冯雪峰时，也可能是说服者为了成全朋友又便于向上交差，也可能是蓄意为之而做的一笔不准备兑现的政治交易。据牛汉回忆，1958年冯雪峰案了结而冯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已被“说服”的过程。其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入，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正当他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这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与闻其事（王任叔已去世，无法核实），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