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意在影射《青年报人》铅印内部小报乃官办也）。其意在于多唱几出于党有益的对台戏，毛主席提倡对台戏，旨在活跃民主生活。本报为不定期刊，意见多则长，意见少则短，没意见则不出。本报将不至于收归公有或与机关报合并。”
第二天一上班，墙报前面围满了观众读者。一位副总编停步一看，大声喝道：“这是什么人搞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越说声音越大，火气越旺，伸手抓下稿子，边撕边喊：“他们想向党要自由！要什么自由！”整个二楼三楼的同志都从办公室跑出来听着这怒吼，人们不由得屏住呼吸，没写稿的庆幸自己没参与其事，写了稿的人有点后悔闯了祸。不久，就在大饭厅开展关于《自由谈》的大讨论。王亚生是记者部副主任，当时远在武汉采访，与他毫无关系，大约是本性难改吧，千里迢迢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自由谈》，认为这是社内发扬民主的好形式。讨论大会上，除了许多关于批评民办墙报是“不要党的领导”、“有反领导（当时没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延安《轻骑队》的翻版”等等之外，也还有人甘愿出来当反面教员，画家丁午就是一个。
他说：“我认为领导同志太缺乏幽默感了，连俏皮话都容不了，还怎么发扬民主？怎么活跃社内的民主生活？我认为对《自由谈》用不着大惊小怪，大兴问罪之师！不信问问写稿的几位同志，他们有什么反领导情绪？如果虚怀若谷接受大家的好的意见，不就完事了吗？摆开这么大的阵势，未免太严重大小题大作了吧？”
大会被丁午搅得不欢而散。很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知道了中国青年报社内出了一个民办墙报，派人来抄录了稿件内容，以后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当然，也没有表扬。
这时，有人主张取消《辣椒》副刊（其实从创刊号试版，我送大样给团中央某书记审阅时，他就明确表示：“回去告诉你们总编，我不赞成搞这种副刊！”），孙秉富叫我坚决顶住。我想如果编委会决定，谁也顶不住。后来一打听，编委会未议此事，只是有人担心《辣椒》的影响愈来愈大，有的省市企业的团组织或青年监督岗相继办了《紫皮蒜》《朝天椒》《刺猬》等不少批评、讽刺性的副刊。我从重庆收集了一批工矿企业的这类稿件，借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辣椒的兄弟们》，还写了个编者按，欢迎同行们寄稿来。
有人认为这是副作用，如果共青团也都来批评团外的一些个合理现象，岂非不务正业？取消论的论据就在这里。
我只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讨论要不要取消《辣椒》的评报栏内：“《辣椒》一旦取消，本人面临失业，只好到大街上卖唱去也！”
仅此一语，1957年又构成我“反党”罪状之一：妄图联合全国《辣椒的兄弟们》起来反党，并负隅顽抗，以上街卖唱相威胁。这仍然是丁午所说的“跟没幽默感的人对话，没共同语言！”
在报社搞业余创作，在许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个人主义表现。我当时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篝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剧本打印，并派编辑钱伟与我联系商洽修改事宜，说水华要找我面谈。以后批判我的惟我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此事。那评论的题目是《从惟我主义到反党》。
几乎每出一期《辣椒》，总要因为稿件的修改问题、抽撤问题与值班总编有所争执。
《自由谈》事件，我又成为幕后策划者之一。何必如此惹得一些领导人心烦呢？别等待撤职查办，自己趁早走人吧。
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副总编陈模、钟沛璋提出，请求调到记者部。但批准令迟迟未下达，直到物色到高炜来取代我时，陈模才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非正式地透露：编委会已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当时我乐得几乎跳了起来。
1956年除夕，天正飞着小雪。当我迈向二十六岁的门坎儿时，我的心境是多么轻快豁朗啊。我和同室的画家裘沙两人各自正处在跟女友的热恋之中。我喝完呼唤灵感的葡萄酒，他画画，我写作。过度兴奋，也会阻止写作心态的平静，我写不下去，于是说：“走，裘沙，跟我上邮电局！”
裘沙眨着深度近视眼，奇异地望着我，但仍跟我一道各自骑自行车迎着飞雪向东四邮电局奔去。打电报的老业务员闲坐着。我填好了电报地址某某市某某大学以及我女友的姓名。电文是：
“我拥抱你，如同迎向一九五七！”
老业务员从老花镜下向我翻愣着眼睛。
1957，啊，明天，阳光一定会在雪地上闪着幸运的光彩。
这年3月，我打点行装奔赴大西北采访。先到甘肃祁连山的镜铁山访问地质勘探队，以后又到玉门油矿。那时铁路到此为止。于是乘坐吉普车至克拉玛依，时间已是7月初。
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说已商得报社同意，让我立即乘飞机返京与导演水华商谈分镜头剧本的事，机票由北影厂报销。我兴冲冲赶向北京，准备投入分镜头剧本的加工修改。
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空中，我庆幸自己走访大西北的收获，庆幸远离了报社，庆幸5月份在玉门时看到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说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得到了启示，保持沉默是最佳选择。
从傲慢抗拒到低头服软
下了飞机，到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是找报纸看。7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报心位置有一个加粗花框的三行字，我的大名赫然在目，“见报后速回报社本报记者部”。
再翻翻前三四天的报纸，原来刘某某已经被揪出来了。但我总存侥幸心理，以为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何况一回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的人就找我谈话：“你要放下包袱，只要你好好检讨，揭发刘某某，你的问题与刘某某是有区别的。”
大字报开始向我围攻，说我肯定掌握着刘某某反党言行的最有力的材料，要站到革命方向来揭发刘某某，否则如何如何。
整个一个星期，要我写揭发大字报，实在写不出来。刘某某跟我说过什么反党的话呢？冥思苦想，搜索回忆，实在想不起来。总得揭发点刘的错误言论吧？于是我根据印象杜撰了一句：刘某某说青年垦荒没啥写头，说这种题材拍成电影也未必有多少观众。这证明刘某某反对青年垦荒。
这就是我想了六七天拿出来的所谓最有力量的材料。当时反有领导小组又令我交出刘某某给我的信，刘也交出了我给他的信，那上边也没找到什么反党的话。我承认跟刘某某谈文学，谈苏联的话题多，每逢春节他都邀我到他家吃饭，因为我没成家，纯属朋友间正常往来。
我的女友从外地来看我。正是一个星期六。第二天报社有大客车去颐和园游玩，我准备与她一同乘车去昆明湖划船散散心。她不同意坐报社的车。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俩在城里事先穿好游泳衣，坐公共汽车到颐和园，租到一只船。脱掉衬衣衬裤，戴上墨镜，一边划船，一边游泳，一会儿船上，一会儿水中，有说有笑，玩得实在痛快。游累了，就撑起阳伞坐在昆明湖上任船儿闲荡。憋了十来天的闷气，这几个小时终于吐出去了。在船上，我想起《难经》上讲过的狂与癫的不同。人不能没有一点癫劲儿：“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倔也，妄笑好歌乐也。”
于是，我放开喉咙在湖上高歌起来：
蓝天高，绿水长，
荷花朝太阳，
风吹千里香……
第二天一上班，一幅漫画大字报，呼吁打打我对运动的态度。漫画上：水上小船，船上有穿游泳衣的一男一女，戴着墨镜，男的张着大嘴在唱歌……
7月18日头版，有位马某某同志写的批判刘某某的署名文章，批刘之后的结尾，公开点了两个刘的好友的名，即威学毅和在下。这篇文字并不难找，现抄录下来：
还有人迟迟不下决心斗争，如编辑戚学毅，自称跟刘某某是患难朋友，刘某某吹捧他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关系甚密切，但戚学毅至今摇摇摆摆，吞吞吐吐，刚刚批判了刘某某几句，又赶快托人去道歉，请求“谅解”。现在，报社同志也已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记者舒学恩（即鄙人原名），长期跟刘某某一唱一和，一个腔调，并且傲慢地拒绝同志的批评和领导的劝告。现在，同志们也要他深入检讨。
命运之神巧于安排，1983…1985年，马某某同志又在《人民日报》记者部领导我，成了顶头上司。
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们看到报上马某某对我的警告，为我担心，打电话来劝我服服软算了。我说我已经够软的了，够窝囊了，我不能无中生有胡吱呀。
没出三天，我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写交代材料。大会揭，小会批，更多的时间是让我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汇编》。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倒也清闲自在。黄裳的那本《旧戏新谈》（解放前开明版）我撕掉了封面，成天看，也是自得其乐。为纪念这本书，1985年去上海看望黄先生时，还让他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大名。
7月16日在《北京日报》新闻界批斗刘某某。大会还没开始，人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是一人从三楼跳楼了。西裱褙胡同里，围满了来参加批斗会的同行们。从已经停止呼吸的土白色的死者面部，凡是中国青年报社的人都能辨认出这具尸体。
他就是威学毅。
老戚同我当然也是谈得来的。他这个人太认真，认真到呆痴的地步。一旦钻进痛苦的死胡同，怎么叫他往回走也不顶用。他的惨死，我不以为是他绝望的表示，他是在用尸体抗议。我咬紧牙关上楼，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你们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事啊！
对我的看管严厉起来。我的女友的家也有人去做分化工作，逼她家交出我的所有的信件。果然如获至宝，但信中仍然找不到反党的话。我万没想到揭发我的材料中，居然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我信里揭露官僚主义和痛骂一个剧院人事科长挖墙脚的话算成我的“罪状”。这位科长乘人之危，利用一美女迫切要求人党的心理，步步诱引，眼看已经上钩之机，抛弃了在老区患难与共的夫人，娶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忍痛扔掉了同她热恋了四年之久的老同学。我在信中讲给女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剧院看戏遇见我的那位爱人被撬走的老同学，我们正在休息室交谈，那位人事科长笑眯眯向我们走来，伸手表示友好之意。但这只手悬在空中，我们不屑跟他一握。是的，我目中无人，因为他不是人。这尴尬场面至少有半分钟。被人欺辱了的弱者，还能有什么更高明更有效的反抗方式呢？我在信中对这位无才无德的人事科长总有几次毫不掩饰的谩骂，用词当然不大文雅，诸如：笨蛋、蜗牛、伪君子、补锅匠、蛀虫、党根、文明戏子。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姓名，可以作这位人事科长的代名词，那就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我骂这位以权力搞爱情加塞儿的“第三者”的全部语言，统统挪到党的上面，说我是骂党。为了套用阶级分析法，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党如此仇恨，是由于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是在十八岁地下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凡是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我并没有隐瞒我的剥削阶级出身，我背叛了我出身的阶级，怎么能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揭发材料的导语说，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前边关于《辣椒》我编的和写的反官僚主义文章是利用反官僚主义反党。文章中的那些官僚主义，一下子统统变成了党的化身。这样无异于承认党即官僚主义，从效果上看，是谁在丑化党？从观念上看，开了“朕即党”的先河。
然而，在上述这样的结论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处分决定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王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宣布我被宽大：按三类右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我乖乖地表示感恩。团中央绝大多数右派全部服服帖帖地低下了头。求生的欲望，毕竟是最现实的！
1958年初，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找团中央的全体右派谈话。大会一开始，他就问：“学恩来了没有？”我立即站起来，“来了！”耀邦说：“学恩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很聪明也还年轻嘛，只要下去好好改造，将来还能为党做工作嘛。”当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