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长夜漫漫
作者：贺捷
1957年8月5日，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赶到我的工作单位——长江日报社上班。一走到报社二楼觉得气氛有异，上到三楼抬头看见基建部所贴“揪出杨万陈反党联盟”的大字报，心头一颤，顿感大祸来临。待我走到四楼自己所在的党的生活部门前，果然“质问右派分子贺捷”的大字报早已贴在墙上。我强压住惊诧和恐惧，把对我的“质问”全部看完，心里暗想：这一下“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昨、前两天，我还在家和妻子儿女过了个愉快的周末，大女儿和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宛如小鸟出笼，唧唧喳喳扑扑腾腾地给家中增添无穷乐趣，刚出生才一个多月的二女儿，也长得健康可爱。可我一滑进右派泥坑，这个家庭便要发生大不幸了。
一下想得这么多，是因为从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火药味极浓的社论开始，我便被抽到《长江日报》反右报道组，参加采访报道武汉地区文教战线的反右派斗争。看了不少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解到一些优秀教师忽然堕落成为右派的可悲处境。
这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已经被停止工作，不能再出去采访，也没有编辑业务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部里的同事出出进进继续给我贴大字报。我想和同事们说说话，有的人勉强搭一两句腔便借故离开，有的人干脆不和我说任何话。彻底孤立右派的战术当日就开始发威。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见了妻子，首先便沉重地告诉她：“我犯了严重错误。”面对脸色发白的妻子，我真是愧疚难言。1955年反胡风斗争时，我因与伍禾、绿原、曾卓同过事，在他们主持的副刊上发过作品，和他们有较多的往来，因而被隔离审查。我的妻子受我的牵累，不久也被审干，怀疑她是“假党员真叛徒”。事情好不容易初步弄清楚，可我又陷入右派泥坑，岂不又使她的问题复杂起来。我知道我已祸延妻儿，但是当时还不曾想到祸延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年，更不曾想到这将促使我的妻子缩短寿命。
1957年的风云突变，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8月5日，就是开始改变我命运的一天。
为什么我忽然在一夜之间由反右报道组成员、党员编辑一下子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仔细思量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一直觉得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其实已经在两年前的反胡风斗争中长了出来。虽然作政治结论说“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属受胡风思想影响”，但是这已符合1957年一篇重要内部指示文章中对右派分子所作分析的成因之一：“他们大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落马的英雄好汉”。
第二，我一直相信当时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说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益的格言”，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我的思想转不过弯跟不上，曾经在反右报道组成立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要我们“放”的，现在又是要我们“收”，“一放一收，失大信于天下”。在这样的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不是其用心昭然若揭了吗？
第二，我觉得党员之间，尤其是同一个小组和支部的党员之间，可以坦率交换看法。故批评党小组长只鼓动别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自己却一句意见也不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已奉命每日暗中记下我的言行，已经知道要“引蛇出洞”，岂肯说什么），还在和支部书记谈心时说过“不要忘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这类大不敬的话。
第四，我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编委会引导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主张以能否胜任编辑记者业务，而不以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为选拔十部的主要依据，要根据报纸工作的特点来培养干部（当时我并非主动要写此文，而是内部刊物编辑再三动员我写的。后来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引蛇出洞”）。
把这些集中起来，我便稳稳当当地戴上那顶“右派”荆冠了。
从1957年8月5日被“揪”出来，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底挨了多少次批判，早已记不清了。最后结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撤销编辑职务，“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久，便下放到东西湖蔬菜一场，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夏天三个冬季，直到1961年才摘掉帽子回到报社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文件下达（文件名称我说不准），1979年3月，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报社党办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改正结论草稿给我看，大意为三点：（1）对肃反斗争（反胡风斗争后来发展为全国全面的肃反）中个别粗暴做法发表了意见，合乎客观实际，不是右派言论；（2）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某些做法有所议论，不是右派言论；（3）对报社内部个别干部调迁发表了看法，属于正常民主生活范围，不是右派言论。这样，当年给我加上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肃反斗争、恶毒攻击知识分子运动、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便给否定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否定了三大罪状后，却在最后一段加上了一个“但是”，大意这样写道：“但是，贺捷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进行了称道。”好家伙，这条尾巴留得实在可怕，它将如武林人物所谓的“罩门”，一旦被对手一碰，轻则浑身酸麻不能动弹，重则终生残废或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一段话，顿觉血气上涌，耳热心跳，当即严肃指出这完全不合事实。1957年指控我称道或者附和了这些话，我百口难辩，今天我要说清楚。所谓称道或者附和“党天下”一说，只是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某系有个医务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刚出护校的年轻护士，共产党员。在这个医务室里，应该是老医生领导，而不应该由这个年轻护士来领导。这就是所谓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真相。至于所谓称道或附和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和我妻子、我哥哥、我姐夫和舅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干嘛要附和什么“要杀共产党”的言论呢？（后来葛佩琦冤案也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得到改正）
党办副主任见我面红耳赤，连声说：“老贺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说：“你知道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吗？二十二年，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革命胜利所经历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准备将来随时可抓尾巴呢？”
党办副主任说：好，等我们研究一下再找你谈。半小时后，她把我又叫到她的办公室，把结论草稿给我看，最后那要命的一段话并未删去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没有”两个字。这就是说没有称道“党天下”和“要杀共产党”。既然没有称道或者附和，一笔抹去不就完了吗，可是他们不。我没有再申辩，提笔在结论草稿上签了名。可是党中央觉察到各地在右派改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留下一条尾巴的情况，转发了扬州地区右派改正工作的经验，发下统一的结论模式，即：只写明本人简历及何时何地被划为右派，再写一段为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精神予以改正，完全不写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的具体内容，这样统一写法，即使有些人存心要给留下一条尾巴，也无法可施了。
从中央文件下发之日到我改正之时，给我补发了一百零五元钱。我将一百元给了我的儿子，自己留下了五块钱。二十二年间扣去了多少钱的工资我始终没计算，但是二十二年损失的宝贵时间，却是想计算也无法计算的。我被划右派之时正当而立之年，到了改正之时，已是头发花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储安平1957年蒙难记
作者：姚杉尔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
但是，20世纪50年代有人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此人就是1957年鼎鼎大名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的文笔犀利，敢说敢言。
1936年储安平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
1938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中央文化协会秘书，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观察》是一个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刊，凡出四卷又八期，于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观察》的时代，是新中国曙光在望的时代。它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风格而知名于世。
《观察》从创刊时的一万份到第四期已突破五万份。为此，储安平“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1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底5月初，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起了全国范围内以清除“三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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