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收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时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定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战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你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望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话。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于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直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收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罩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