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这样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但是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格外的敬重，但是自从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就全换成右派了，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进来之后，没有出去的希望。可是他们只要表现好了，就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地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在右派班长的努力下，农场的生活越来越正规，点名、站队、出工、学习、开会，都有点劳改犯的味道了。但也还是有人们觉察不到的暗流在农场里涌动着，生活好像就是这样，阴阳相生相克，农场也是一个大世界，它不可能违背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规律。
农场里几年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变得无忧无虑了。几乎每一个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而只有少数几个人却活得极是轻松。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了自尊，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他不再尊重自己，也不再尊重别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了。
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要比我穿的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还是那些小坏蛋们，他们着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在我的身上寻开心，或者是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农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见我真的也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于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出来敢答言的。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四十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大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的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了，改成“右派分子刘某某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蛮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上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待。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包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沙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一路上大刘就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狗操的他们。”大刘继续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亨，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管，收在了这个农场里。只要你不杀人放火，这个农场也没法送你去监狱。懂吗？这叫隔离，什么叫隔离？你们有学问的人叫软禁。中国没有软禁，就叫隔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软禁，就不是硬禁，顶大也不能给你戴铐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里，你越孙子，他们越欺侮你。上次开会，那个王八蛋队长问你是什么东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看他冲着你挥拳头，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错误。他们为什么欺侮你？他们早研究好了，你年纪小，胆小，读书的孩子，没经过世面，拿你开刀，有震动力。从今之后，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们也就不打你的算盘了。”
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去，他们也没有权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进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剂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了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
“别以为脱胎换骨这四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命就彻底，绝对走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就必得先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到把他原来的那些思想全放弃了，成了一个革命的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连半点三心二意也没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说是风吹草动，一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让你给党提意见，你就只说好，无论怎么动员，你也是没意见。对你说，一个政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没有缺点吗？你就说就是没有缺点。对你说，越是给党提意见才越是帮助党，你就说，我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提优点。明白了吗？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你就揣摸着他爱听什么，说过了头也没错，佛不打烧香磕头的，记住了吗？”
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像我这样的人，与大刘这样的人混在一起，自然是送走了一个个摘帽的同伴，自己一直不能摘帽。时间长了，在农场劳动、生活倒也习惯了。
我不像有的人，在农场里潜心地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选自《拜谒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萧也牧之死
作者：张羽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湮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膝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子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