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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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 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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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证实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约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还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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