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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被折腾出来，所搜求的猎物被翻来检去。据我所记得的，我那时被批判的“反动观点”之一，是“文化遗留物”说。其实，大家知道，那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E？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往事三章
作者：黄继先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对于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国农村，还有过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吧？那时候，在我家乡的墙壁上或石崖上，到处都用石灰水写着“敞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大幅标语，就像现在城市马路边林立的广告牌一样，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我当时是一个已有一年多“派龄”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个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后来因“不服从改造”，被调到区所在地的跳石乡小学教历史。一学期后，又受到降薪下放的处分，下放地点就在学校附近几公里的碾坪村。这就使我有机会享受到学校老师们无法享受的吃饭不要钱的优待。
我下去时，吃饭不要钱的规矩大约已在农村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农村粮食开始紧张了，每人每天大约只配了半斤原粮（黄谷），其余是粗粮，以红苕为主。蔬菜也很简单，几乎顿顿都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大市菜，淡季时节，就只有吃“老梭边”之类的咸菜了。肉和油极少，每人每月只有十六两秤的一二两。
我被下放到一户姓刘的富裕农民家里，户主约五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刘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家的院子里有一间公用堂屋，就是生产队的集体饭堂，吃饭钟声一响，生产队的老小社员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费进餐的“共产”待遇。
当时的农村不但提倡“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经济建设，也提倡写诗、作画这样的文化建设。生产队长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临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天天作画。我根据教书时订的几本儿童刊物，如《红领巾》《儿童时代》等刊出的连环画、民间故事插图，将它们一一用铅笔临摹在墙壁上，然后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眼花缭乱，也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