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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亡竟成了命运的转机。从此，中共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错误；而国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势头却神奇地停止了。
几亿农民这个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决斗中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发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这２２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生产上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而在社会性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农民与土地主两大阶级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由土地主阶级脱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和知识分子集团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控制着思想文化阵地。而政党、政权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阶级的成员所组成（中共在早期阶段亦如此）。国民党在与旧军阀的争斗中是相当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又支持由地主、工厂主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层社会集团维护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夺取全国政权（讨伐军阀武装成功）从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绝无可能似是而非绝不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选择：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
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敌人。问题在于究竟选择谁？
这种选择是既严峻又十分艰难的。安抚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势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利益集团让利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上层势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阶级和城市利益集团也就会势必逼反农民（中国成语：逼上梁山，即把农民逼成反社会的强盗。毛泽东后来在他的临时首都延安城内极为欣赏一部以“逼上梁山”为名的中国歌剧，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这出歌剧的女主角出演者）。
蒋在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亲眼见到了农民力量的巨大和难以约束。当他在城市上层社会势力和外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选定把枪口指向农民时，他不仅要经受胆量的考验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上的折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条调和矛盾的中间道路，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建时调和阶级冲突以取得社会稳定。由大量证据证明蒋曾试图这样做，但３０年代的中国已无可能重演历史，现代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已经流入，民主阶级正在生成，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共产党的公开存在。
１９２７年蒋曾试图以袭击方式将共产党彻底杀绝， 从而为自己从容地治理（或调和）这个破碎的社会创造条件。但是从结果来看，蒋选择的这种方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做不仅把共产党逼近了农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几亿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者。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和同样无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国农民一拍即合，迅速汇成一股足以能够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性力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农民党。国共两党对抗，两个庞大军事集团的超大规模的决战，实质上是农民与地主阶级及城市上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为从以后的结果看，农民并没有从胜利中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处，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新的地主——国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产党，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是中国的工业建设。这种结果标志着传统的农民与地主的战争由于共产党的参与而具有了现代（资本主义？）性质。
中共的选择农民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这种联姻一经确立以后他就未再产生大的动摇，直到最终拿到胜利果实。其他阶级的成员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大量吸收进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成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这并没有影响党的农民立场和路线。因为这些入伙者必须接受转变立场的教育和洗脑，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必须“把屁股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以后才会受到信任。
选择农民作为依靠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就是毛所说的正确路线，而对农民进行教育、约束他们的盲目性以及用软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这些可以称为“政策和策略”。毛的路线和政策也曾受到过他的同僚们的严重挑战。在中共党史中分别把这种挑战称为“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来说，相地主妥协的右倾路线固然不能容忍，而脱离农民和鄙弃农民的左倾倾向却是更加可恶的，因为这样做“会断送了革命”。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厌恶，对周恩来的戒备，恐怕都与这些党的领袖主要搞城市工人运动的经历与倾向有关。在毛泽东辞世以后，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毛的错误是左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动者，这在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中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毛泽东从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的教条行事，从没有脱离农民去城市搞工人阶级的游行和暴动，这使他挽救了中共并且把这个党引向了成功。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是决定一切的。那么，当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农民还是决定一切的吗？当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和开放的新国策以后，农民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吗？
二、 中共面临的选择：放弃农民吗？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不仅它自己也处在了农民与其他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而且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它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与可怕。更严重的是，当中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方式的工业建设和改造以后，社会很现实地产生出一对新的矛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党政军干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对于旧的矛盾，中共在成为执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但是对于工农这一对新矛盾却无法用简单办法解决。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手工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国这个工人农民的家庭中工人与农民两兄弟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如此，当一块蛋糕由两兄弟分吃时，你多吃一口就是对我的剥夺。
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而没有工业建设这个国家将没有进步；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中共愿意把农民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去吗？
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也有个别例外，如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为农民“请命”而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对抗，被解职。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论家们在重新评断这次争吵的是非曲直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和职责，而替彭德怀元帅鸣不平。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何尝不愿意为农民多争一杯羹？如果有对农民过分剥夺的过失而应受到指责，也应辨清最本质的“路线”是。）中共的这种选择是既痛苦又充满风险的，但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而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事过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设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它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中国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积聚又办起了几个工厂呢？一个没有工业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觊觎下能够完整的生存吗？
从理论上说，中共从农民立场转向工业立场，是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放弃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因为又不得不时时顾及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坚硬教条修正自己，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典型。但是，在剥夺民族资本使却做得既典型又漂亮，在敲锣打鼓声中就把小鱼小虾般的工厂主们剥得干干净净。
国家集权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点，但是也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国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创痛、累累伤痕和种种极权主义弊端；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个穷汉还没有学会使用刀叉，饿极了时他的就餐姿态很不优雅。
但是，历史将记述下这个事实：在中共不优雅或相当粗暴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对付农民？
三、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锢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对付或治理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破坏、冲击或威胁的人群群落时，无非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或限制它在一个范围内活动，或彻底消灭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为威胁。这两种方案当然以后一种更为理想，但由于受条件所限你根本无法同化它，于是只能采取禁锢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案本身并无积极与否的区别。美国的欧洲移民们曾将他们的黑奴禁锢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至今仍在不断发生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农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因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位置。在这一时期内，任何试图同化的举措都将以整个社会的倒退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使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其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进程的中断。８０年代以后的农民进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和秩序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已经对社会造成了许多现实的麻烦与威胁。
毛泽东的方案：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天才和创造性（我的学生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个神而不是常人这种说法），而且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６亿（以后发展为８亿）贫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反传统的中国农民竟驯顺地被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终于为中国的工业建设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㈠合作化运动
中共自建国伊始即开始在农村开展合作生产的试验，以后便以行政权力（几乎是暴力）强行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终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或称人民公社化被写入宪法，成为任何人不许擅动的一个铁的原则。
最初的合作化设想应该是善意的。农民分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绝不远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地主阶级。而且合作化有利于推广良种和使用新技术，有利于农田基础建设，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带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观善良动机。
但是在以后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转而成为对农民治理的一种最现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发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热潮。毛泽东似乎是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热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它将中国比作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一旦爆炸，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弹爆炸的一个良好组织形式；而且，这似乎也是一个一举解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