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过接踵而来的其他危机。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我们也将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诸如前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对马克思学说独立地做出的选择，并且怀着钦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在实践这一学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没有换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们自己拽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但是问题不在于学说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当权者对学说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谬的解释，全部问题都应归结于命运，而命运就是各个民族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它们各自的历史以及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条件。因而任何选择都不是依照理念去决定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绝了４０年，两部分中国又分别由敌对的两个政党执政，但是假以时日，再过４０年，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继在两地上演。这就是历史和传统的魔力所在。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学说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政治结构的重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执政党在国民中强化进行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教育，长达４０年，这一阶段“教育”在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决不会以空白的形式出现，当这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后，国民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初始时期的水平上。作为一座桥梁，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将为中国民族的前进起着历史的与现实的作用，因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渗入了整整两代人的血液中，称为国民性的一部分。
五
上帝并没有完全剥夺穷困者生存的机会，它交给了他们一件翻身的武器：后起优势因素。
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悲惨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场面：当穷兄弟们挽起臂膀试图以集体对抗、共同抵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悲惨性处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无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逆转或断裂；而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敞开自己的国门热情迎入国际资本时，（此种行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为经济入侵和丧失主权），并在引入资本方面义无反顾地同自己昔日的穷伙伴进行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自己宝贵的血液会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工业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长成以及国民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起步。以南韩为例，这个半岛小国再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经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它不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向更贫穷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资本扩张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产品领域早已具备同日、美等强国开展竞争的能力。（由专家预测，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韩将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劲敌，而日本早已从美国手中夺取了相当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资本掠夺一旦由殖民方式变化为资本扩张方式，这种掠夺方式就明显地具有了两利性质。资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财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现实。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在承受痛苦和牺牲的同时充分利用落后国度固有的后起优势因素。
后起优势指低消费水平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势，以及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资条件。一旦这种优势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认和国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认真地在国际商战中成为致胜的砝码时，可以认定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
我们常常惊叹中国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满哲理而耐人寻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这种变化趋势：水往低处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地貌上的洼陷区，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样，资本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受利润的吸引汇向这个低洼区，并最终有可能填平它。
资本输入具有两利性质，指的就是这种交流的客观结果。实际上在资本侵略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野蛮、破坏、干预，甚至会引发政治的动荡和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际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润是建立在对方利益的基础上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意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理念上，而且已经成为谈判的基础和获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经开始向轻松的方向转化。
然而由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策略。而拥有资本的一方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生利条件，必然对合作伙伴提出超经济的要求，并对这块获利土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远也不会消失；合作伙伴间将开展经济、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冲突和斗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上将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实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当然会加强国家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
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更新改造进程都是痛苦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进程开始以后必然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阵痛。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上的差异，或流血或和平，或渐进或突变，但因为关乎巨大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则是相同的。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国际潮流冲击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门首先是由当政者亲手打开的。但它们在引入希望的同时也在开门揖盗，向自己宣战。中国的改革领导者常轻松地说，国门打开了，飞进几个苍蝇有什么可怕的呢？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中国的更多问题将在以后陆续出现。
加强国家控制，限制现代管理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堵塞这种管理意识像政治权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权利对经济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权，这一切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个：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发生冲突，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和资本生殖环境的恶化，从而削弱本国在吸引资本上的竞争力。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进程能够吻合，甚至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力量，那么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南韩的全斗焕将军和台湾的蒋经国将军在他们的生前或身后都发生了权力交割。能否把这两位独裁的将军评价为英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运用政治权力完成了民族工业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权力交割后人民对他们的独裁专制行为的批评和审判，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阐明了削弱资本竞争能力和放慢技术引进速度后国家必然面临的悲惨处境。他说：“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们甚至讲出过更具刺激性的语言：落后将被开除球籍！意思是将有被从地球上消灭的危险。能讲出这样语言的人无疑是清醒的。以中国论，如果在目前进行的一轮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敌俄国和印度这两个庞然大物肥壮起来以后，那么他的处境和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伟大的中央之国像一块肥肉，处在虎狼的包围之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正在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它将无一日可以安枕。
正因为进退两难甚至进退都会失据，所以在经济体制变革、国门开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误，不同集团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一个足以刺激国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两个利益集团得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冲突会演化为内乱或战争。
危险源即在这里。
六
本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却维持了近５０年的和平。据各国政治家的一致推断，这种和平局面还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和平的出现不是核威慑的结果，它只是表明，以争夺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旧的战争条件已经逐步消失，而以保护环境（生存、发展、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战争条件尚未完全生成。
在这半个世纪中，局部战争却此起彼伏，无一日宁静。除了单纯的国内党派或部族战争以外，反有第二国参与的战争或是旧战争的残余，或是带有明显的新战争条件的色彩。以美国为例，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阻遏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阻止东南亚各国在被输出“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多米诺效应。这场战争不具有任何经济色彩。而布什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军事干预行动和海湾战争，其经济意义则是首要的。特别是后一场战争，如果任由萨达姆将军吞并科威特并威胁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从而掌握住世界可供输出的石油的大部分份额时，全球的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会发生灾变，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主张对此进行坚决的干预和制止。这场战争表明了新的战争观念和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环境。当然，受到环境恶变的影响而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美、日和西欧这些经济大国。如果旧式战争被人们冠以“肮脏战争”的恶名的话，那么新式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义性或公正性。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是因为在做出决定时人们根本不愿意或无暇分神去考虑伊拉克方面的辩解，不去考虑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分离是否公正。人们注意的只是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即公正（或公理）的现实性、限制性、片面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与强权无关，因而又具有公理的属性，但它将在许多情况下与人们观念上的公正标准发生冲突，当人们按照自己认定的公正去行事时，常常背离国际社会的公理或公正准则，这种背离如果严重地损害了既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长环境，那么接下去的只能是制裁和战争。
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国际事务仲裁人的角色，虽然在仲裁时往往沾染上浓烈的强国意志的色彩，但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大家庭多数成员的支持。对此，中国人常常以弃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保留性意见和不得不屈从的令人敬佩的克制。外交姿态的灵活性表明中国对自己实力认识的客观性，还反映出对国际公正的理解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特别是美国人之间存在着重要距离。中国是个大国，它的任何举措都会产生国际性影响；中国有是个发展不足、有着深厚传统色彩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必将在观念领域与国际社会发生多方面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又产生重要的国际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战略理论制定者将中国视作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源的原因。
消除这个危险远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支持中国人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后一阶段将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顺利地实现转轨和软着陆，并从此走上平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大部分公众都得到可见的明显好处时，社会才处于驯顺和稳定的状态。而当社会的下层民众的极端性情绪被社会上层政治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时，而且这种合力将使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断裂或逆转时，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