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信服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零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 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推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本意是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说造成悲剧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这似乎令人很难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为他们除了知识和一腔热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残、戏弄和折磨，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其实，知识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个意义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性。当整个民族和社会还不具备民主、多元、科学的意识时，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孤立与软弱的一群。
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１９５７年的悲剧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文化与古文明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就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不可能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与领导民族前进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
答案只能如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不断重复讲述的这句古老格言实际上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传统和历史。因为他们只是可怜的被豢养的一群，是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工具、附属品。他们的意志早已被阉割了，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单独构成过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只是在与生产资本结合之后，才能逐步接近国家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和理解改造这个权力。者不仅是知识获得解放和应用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进步所必经的一个程序。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从来未有过与生产资本接近的机会，而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更彻底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行完全国有化经济的中国，掌握生产资本的知识官僚话的国家，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官僚，但不会成为生产资本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对政权改造的热情与理想，他们对民主化科学决策制度的追求与争取，只能是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毫无实际意义。
中国一位很出名的民主派青年诗人说：“我们今天的牺牲，是后来者前进的铺路石。”诗句美丽，富有想象力，但这仍然是一句漂亮的空谈。政治体制的演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决策体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不是前人的预演、流血牺牲或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争取到的，就如中共牺牲了无数生命虽然终于夺得了政权但并没有夺得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平等、均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兑现曾许诺过的公正与民主，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怎么有可能给予别人呢？）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是一种经济产物，是科学的、自然的、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运作秩序的一种适当的反映或表现形式。只有当知识集团终于能够与生产资本相结合而不仅是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而且是经济成长秩序趋向合理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才将是一种必然。
这一结论适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切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近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政治风波的分析与观察。这些运动不是没有获得成功与胜利的可能（如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但是他们得到的绝不是民主与公正。
二、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共同认定这是毛泽东个人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并且认定悲剧发生的原因在毛对革命纯洁性的刻意追求以及由于恐惧而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敏性反应。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在感情上更愿意把责任推给两个阴谋集团——林彪元帅的军队集团和毛夫人的文人集团。认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他们，而毛则是受到了利用和欺骗。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打发动，请注意，我们这里仅指发动而言，与毛泽东的理论偏颇有关。他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性和危险性；他断言那些曾跟随他夺取了政权的人正在变成人民头上的官僚， 他们正在断送革命事业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官僚阶级”；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员群众进行反对官僚阶级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毛的上述三中理论倾向，公正地说只有最后一条即发动群众造反是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条错误也导致了文革的一切损害和灾难。至于前两条，他仅仅是说出了一种存在的现实。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头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刘少奇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刘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时为刘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她说：“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向，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光美女士仍要当众公开地讽刺毛泽东的“魄力”，可见对这种魄力的不理解甚至是愤恨的。事实上，打倒与被打倒的双方，也仅有这一点即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有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些人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官僚阶级，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灾难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业将不会发生中断，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历史的发展及中断归结于一个人的精神过敏或冲动性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是事情显得更简单清晰。如果１９６６年中国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存在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将以什么形式爆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