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子，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为了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奔
赴边疆了。我认为，凡是立志在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边疆的建
设奋发努力的人，人民就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名字——新昭君。
在人们的心中，昭君变了，变得生气勃勃，神采奕奕。人们再也不为她
流伤心的泪，而是为她唱昂扬的歌。当然，不仅是歌唱汉朝的王昭君，我们
更要歌唱今天的新昭君。
（原载《民族团结》1979年第
2期）
简谈《雷雨》
《收获》邀我写一篇创作回忆录，题目是关于《雷雨》。我恰在生病，
只好写一篇短文来应景。
我的父亲是一个军阀官僚，但他退休很早。他虽是一个军官，但胆小，
没打过一次仗，倒经常聚集一些不得志的清客幕僚在家里吟诗赋词。他自己
也会写诗，写对联，甚至会写文言小说。他把自己的文字集在一块儿，取名
为《杂货铺》。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不愉快，但又充满骚客词人气味的地方。我的父亲大
约自己觉得失意，因此他反对我搞什么文艺或作官，竭力主张我学医，当一
个自由职业的医生。我经过几番斗争，考了两次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都没有
考取，终于在文学艺术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搞了戏剧这个行业。
我搞戏应该说开始于我十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我演过不少
外国戏和中国戏，读过的剧本和其他文学书籍就更多了。从我十五岁到现在，
我一直没离开话剧事业。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
我也翻译过一点外国剧本，很获教益，因此翻译比读和演更能深入地学得它
的妙处。
我写《雷雨》有一段酝酿过程。我刚读完南开中学，便立志想写《雷雨》
这一类的剧本，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已经看到了一些像繁漪和周朴园
这样的人物。《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
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我写剧本有时是从头到尾按顺
序写的，如《日出》。但《雷雨》不是这样，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
段：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
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
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其实动笔写的时间倒并不多，连反复修改，
不过七八个月。
我记得写的时候，就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杂志室里，白天晚上就在一
个座位上，完全忘记了学校上课的钟声。我当时感到创作是非常快乐的，而
不是皱着眉头硬挤的苦事，因为找材料，搞结构，组织大纲这些苦事已经过
去了，而且那些人物已经活生生地在我的脑中转。
写完之后，我喘了一口长气，仿佛四五年朝思暮想的心事终于完了。但
我并不怎么想发表，就把稿子交给了我童年的朋友章靳以，那时他正在编《文
学季刊》。靳以是我在南开初中时的同学，我们的友谊多年没有断过。我在
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把巴金介绍给我，那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文坛上赫赫有名
了，尤其是巴金，其实他们那时和我一样，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已金
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北海三座门租了一个小院子，我在学校没事
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我则是一个不知名的
爱好文艺的青年。
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
还有冰心和别人。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这个剧
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
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剧本就在《文
学季刊》第三期上刊载了。我始终感谢巴金和靳以这两位把我引进中国剧作
者行列的编辑。不仅是我，他们发现的有前途的青年作者是不少的。他们不
但选稿，还亲自校对，我记得《雷雨》的稿子就是巴金亲自校对的。我知道
靳以也做了极好的编辑工作。
《雷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应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曾经说过我
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
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
可。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我当时还不大
领会。后来我才渐渐懂得，无论写什么，一个作家总逃不脱时代精神的影响，
或者是反映了时代精神，或者是反对时代精神，跟着时代前进的就是进步的。
巴金对我说过：“《雷雨》是一部不但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他
的这句话是说中了我的本意的。我写这个戏确实不但想着看戏的观众，也是
想着看不到演出的读者的。《雷雨》发表后，成为许多人谈论的一个题目，
这又成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很怕今后再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个人总希望下
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不雷同，人物各有特色，不要同样的人物换一身衣服又出
现在舞台上。在《雷雨》以后，我又写了一些剧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自
己也很难说。
关于我创作《雷雨》的经过，当然还有许多闲话可聊，但由于眼前时间
和精力的限制，就写到这里吧。
（原载《收获》1979年第
2期）
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
写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要有“剧”。
如果没有戏剧性，别人就会打瞌睡，这个“剧”字，就难了。这里，我谈谈
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问题。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那是一九六○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
这是从蒙汉人联姻的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
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
的剧本。
后来，我到内蒙去了两次，看到了两个王昭君的墓，听了著名的马头琴
大师巴杰等弹唱的关于王昭君的传说，访问了一些老一辈的蒙族人。原来，
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有，在蒙族也有。而且，在蒙族地区，王昭
君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为可爱的形象，仿佛成了一个仁慈的女神。她的坟
墓，又叫“青冢”，包头有，呼和浩特也有一个很大的青冢，比岳坟还大。
传说，有的贫苦的人没有吃的，到青冢去就可以找到。希望得到羊的，到青
冢上面去，就可得羊。妇女婚后，长年不生育的，只要到青冢去住一夜，当
年就怀孕，第二年就可以生一个又胖又健康的孩子。王昭君在那里，不是一
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而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是蒙族人民
喜爱的汉家妇女。
而在过去，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侍（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
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
啼的妇女。她极不愿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国。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
君出塞》（见《青冢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
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
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
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
汉书》上的王昭君也不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
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
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
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饮差大
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
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
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
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操》，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
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
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
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
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
我读了较多的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
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
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
史可查。
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
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
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
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
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
为了写《王昭君》，我今年又到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去一次，借此，可以
再次体验一段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
我现在想写的王昭君，是力图按照毛主席在“六条标准”中提出的“有
利于民族团结”的指示精神去考虑的。关于写这个戏，周总理指示我的基本
精神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我要写一个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剧（当然不
能完全符合，因为历史剧不只是“历史”，还有个“剧”字，要有戏剧性）。
王昭君是个笑嘻嘻的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
君，一个可能为周总理赞成的王昭君。现在，敬爱的周总理已经故去，我很
悲痛，我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过去十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我没法写，现在我终于写出来了。这个戏已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请
大家批评。目前有个好气象，不论好坏，先拿出来，请人民群众提意见，错
了再改。因此，我才敢于发表，自然，也要负责任的。过去王昭君哭哭啼啼，
现在笑嘻嘻了，有什么不好？！当然，我想，最好请同志们看舞台上的演出，
因为那是经过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和许多同志们的处理的。此外，
还有千千万万的观众，可以作为我的老师，为我修改。
在写的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肯定的，即匈
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民族，不是番邦外国。另外，关于王昭君的评价。翦伯
赞教授也有一篇文章，也讲得很清楚。他还说，接触历史，许多人往往不是
从正史中学，却常常从历史剧中得到一些历史知识，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
的确，许多人接触历史，首先是从历史剧里得来的。我小时候，没看陈寿的
《三国志》，看的是《三国演义》，而“白脸”的曹操，是在戏曲中看到的。
还有许多历史知识也是通过舞台得到的。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历史剧虽然
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做一些虚构的文章，但不应该违背历史的基本真实。
（本文是曹禺同志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召开的“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
摘要，题目是《人民戏剧》编者加的）
（原载《人民戏剧》1978年第
12期）
谈《北京人》
创作总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但是，它又不是简单地按照现实那个样子
去写。创作也是复杂的，这其中有着许多似乎说不清楚的因素在起作用。当
你写作的时候，真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那些
生活的印象，人物、场景、细节等等都汇入你的脑海之中，在化合，在融铸，
在变化，是在创造新的形象、新的场景、新的意境。
我写《北京人》时，记忆不仅把我带到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带回到我的
孩提时代。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
思之中。譬如第三幕，愫方和瑞贞谈着知心话，在瑞贞说话的时候由远远城
墙上断续传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
到闭幕。我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印象是有生活根据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
父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