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延州（汉代是上郡，唐代起叫延州，宋以后叫延安府）自古是国土防御的战略要地。土地虽较贫瘠，而资源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等）；更值得珍惜的则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留下的无尽精神财富资源。因之过去的延州、现代的延安是产生文化艺术人才的富矿、沃土。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只要有适当机遇，就会人才辈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年代，莫不如此。1964年《人民文学》只不过提供一可供发表的小小平台，延安的文学新人便应运而出。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破土而出的文化新苗，后来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以自己多年的实绩证明，都是有用之材，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5年3月12日写毕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1）
《人民文学》杂志历届主编茅盾（任职1949—1952年）、严文井（执行主编1953—1955年）、秦兆阳（常务副主编1956—1957年）、张天翼（任职1958—1966年），他们都比较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有几位还是儿童文学作家，自己也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刊总是拿出版面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有时还出专辑。于是从50年代初期、中期，就有一些儿童文学新作家和他（她）们发生了影响的儿童文学佳作面世，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霖的《蟋蟀》、刘真的《我和小荣》、任大星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发表时用名，后改题为《双筒猎枪》），袁鹰、柯岩的儿童诗等。在这些新作家中坚持以儿童文学写作为主，并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自己也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少年儿童文学写作新人的，应属任氏兄弟。
《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发表任大霖的儿童小说《蟋蟀》（它的责任编辑是我们小说组女编辑赵宗珏）后，我认识了任大霖（他曾出席1956年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其后同他打交道较多。《蟋蟀》发表后，影响较大，作者那散文笔法，生动地写几个回乡少年的童心和他们的精神成长，使人想起热爱孩童和小生命的老儿童文学作家谢冰心。后来任大霖告诉我，他在十二、三岁时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喜欢，她对小生命的爱，她的爱心，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影响。50年代中期，我对任大星的两篇儿童小说印象颇深。一是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他的儿童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写孩童的语言及心理个性极生动传神，富有情趣；艺术完美，行文自然，天衣无缝。这是我当年读到的最好一篇写儿童的小说。据说中青社曾增印多次，后来还拍成故事片。再就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发表的他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写旧时代一个穷苦、很灵秀小姑娘的悲惨遭遇，她为了给在老地主雨亭叔公家干活得病的哥哥补养身体，夜晚去老地主家的池塘弄几条小鱼，而被老地主的双筒猎枪打伤了腿，不治身死。作者以第一人称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童年的玩伴）对往事回忆的角度来写，字里行间表露对小女孩不幸命运的深深同情，揭露了老地主的丑陋和狠毒。此作品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中。改革开放后任大星重振旗鼓，继续做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写作出版多篇儿童文学作品。我从任大霖那里知道任大星是他哥哥，虽然发过他的《双筒猎枪》（仍是赵宗珏责任编辑，我复审），至今未有机会同他谋面。
从任大霖那儿我了解，他们的父亲，中国文史功底深厚，小时候就教他们读古文、古诗和《史记》，还教他们练习写作。随后，他们又广泛接触了新文学作品，外国的小说、童话作品，喜欢读外国作家写儿童的小说 。契诃夫的《万卡》、都德的《最后一课》、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等。他们都喜爱儿童文学，也喜欢同孩子们玩在一起。任大星当过小学教师，任大霖上过师范学校，所以后来他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编辑不是偶然的。任大霖发表作品大约比哥哥还早。他十七八岁在师范学校求学就投稿，虽屡遭退稿而不泄气。最早的作品是从1947年开始发在叶圣陶主编的、当时在全国中学生中影响极大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和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版和《小朋友》周刊上的。陈伯吹写信鼓励这个年轻人为儿童写作，认为它跟教育工作属同一目标，是很光荣的职责，望努力为之。有什么困难，请来信，当尽力帮助。任大霖直到1953年从浙江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才见到他投稿时的这些良师益友。1949年5月他在杭州师范还没读完，因工作需要便调青年干校培训，很快成为浙江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下农村去结合中心工作做建团和少年儿童方面的事，接触农村孩子又产生创作灵感，及时写了《给城市孩子的通讯》寄给陈伯吹先生，全部在《大公报》“现代儿童”发表。任大霖的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遇见一位理解文学写作、思想开明的领导同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跟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仅没责备他，反而为他发挥他的专长铺路。1953年10月，他被调上海少儿出版社，如愿以偿做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他哥哥也在这前后，从财经部门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蟋蟀》发出后，任大霖成为《人民文学》经常作者，其后他又在这个刊物发表多篇作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灿烂的星空下》，《天目山下》等我都还有印象。
改革开放后，他又以新作，不断支持《人民文学》。经我手复审发出的就有《心中的百花》、《革命歌词创作法》、《大仙的宅邸》等多篇。后一篇是儿童文学作品。前两篇是表达人民愿望，讽刺“四人帮”的。这些小说当年发表时，都有不错的反响。
任大霖工作繁忙，而笔耕不辍。1986年他寄给我他新出小说集《心中的百花》。书中还夹着一封信，说在过去一些年中，他发表的小说，有《人民文学》和我的劳绩，他一直忘不了，客气地对我表示感谢。我一篇篇读完他的小说。我感觉大霖小说的视野更加扩大了，描写也更加深刻，有他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象准确深入洞悉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前者可以《惆怅》、《职称》两篇小说为例。后者可读《芳草碧连天》、《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这两篇小说。我以为这四篇小说是任大霖的力作。列入中国80年代短篇佳作，毫不逊色。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2）
我去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会会任大霖。和他最后一次相聚是1987年4月初的一天。
我现在讲讲特殊年月和任大霖的一次见面。那是1974年夏初，我在《体育报》工作，去了一趟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回来路过上海。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界的熟人，不方便去找。但上海毕竟过去是出版中心，到上海来总想找点书。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任大霖此时正负责新组建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几家出文艺类书包括出外国文学的出版单位合并的）工作。我想既是这样，我似可以去看看任大霖。自然我也晓得“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变脸”。以我对任大霖过往的感受，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他办公地方一见，并找他要点书。其实我只想弄到一本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在一处很大的院子里坐落着很大的平房，有人告知我任大霖在里边一间屋办公。我心里略感忐忑。见了面，任大霖还是老样子，我心安了。所谓老样子，就是还像过去一样热情亲切，问我从哪里来，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便开门见山地说，要找一本《红与黑》，他满口答应，说请人去库房里找。他问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他讲他们明天上午有个活动，欢迎我来参加，顺便将书拿走。第二天上午我的确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但内容是什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我感觉温馨地从老朋友那儿取走了我要的书。朋友还是朋友，不会随世易时移而变迁。这就是任大霖人品掠影。
任大霖去世几年了，去得早了些，令人惋惜。
2004年6月30日于湘江之畔
浙江三作家
——谢狱、郑秉谦和高光
1957年对于浙江文艺界，可以说是个大灾之年。
浙江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文化人出得多。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夏衍、冯雪峰、邵荃麟……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文艺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宋云彬先生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五四以来的老作家有黄源、陈学昭等，另外还有些中年作家如谢狱、曹湘渠等，再就是解放后新起的作家如郑秉谦等。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传达后，当时有两个主题，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要整风，发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党整风；再就是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主题有内在联系。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纷纷去到一些省、市，宣传、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励大家积极鸣放。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去上海，另一副部长林默涵去广州，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去浙江杭州。然而在杭州，经邵荃麟鼓励而积极在座谈会上发言鸣放的浙江文艺界人士，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文联主席宋云彬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谢狱（时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郑秉谦，还有“作协”的具体负责人郑伯永以及文化界较著名人士，如南下干部、浙江日报的第一副总编高光，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几乎都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些被划的人，其实是很冤枉的，如宋云彬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高层民主人士，进步学者。黄源是老左翼翻译家，《译文》杂志创办人。陈学昭留学法国，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千辛万苦到延安，写作很积极，如早年出版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50年代去茶乡深入生活，写出新作长篇《春茶》。谢狱是老新闻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出色的杂文家、编辑。高光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业余爱好文学。反右前夕，他曾给《人民文学》杂志寄过一篇《一个党代表的日记》，无非是对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有所批评，《人民文学》曾考虑发表。但这却成了他“反党”的一个“罪证”。郑秉谦是出身解放军部队的年轻作家。这些人和“反党”，无论如何是搭不上界的。这样一来，浙江文艺界的有生力量，在反右派斗争中，差不多是“一锅端”了，自然是元气大伤。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在反右中都受了伤害，但像浙江这样受重创的，似乎也不多见。
我和谢狱、郑秉谦有些接触，大约是1954年、1956年之际。最先是1954年，郑秉谦在《浙江日报》发表一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兼管地方报刊作品选载这件事，我推荐了这篇小说并建议选载，副主编严文井拍板同意，将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1955年底，秦兆阳（时任《文艺报》编委）写专文推介这篇小说，认为这篇作品写的那位出身部队的民兵队长在对敌斗争中对群众的感情，写得很动人，并指出郑秉谦是位值得注意的新作家。所以后来郑秉谦被划右，我们很觉意外。谢狱于1956年寄来一篇小说《地下》，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小说，其中写的地下斗争环境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得很真实动人；可以推测，要是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生活没有深切体验，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再则小说的语言、结构等艺术性方面既讲究、又自然浑成，不像那年月有些作者的作品总有那种装腔作势、不自然，好像做戏的味道；或总受既成模式影响，有那老一套的痕迹。这篇小说，恰恰是以朴实的白描取胜，这正是真正好的小说的妙处。照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发表，遂推荐给了当时的执行主编。主编也觉得作者有生活，也会写。但对作者朴实的白描似不完全欣赏，认为“太客观主义”，主张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小说。作者也应邀来京。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未能改得主编满意。我个人觉得，当作者已实现其成熟的构思，要接受别人意见去修改，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勉强去改，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