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在体委工作，曾去河北石家庄看球赛，遇见了过去河北作协的熟人，讲了些刘真“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情况。1978年我已回《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在一次西北行中又听河北两位老作家讲起刘真情况。给我印象深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同刘真接触，她爱讲她对生活的感受和创作上的一番抱负。他们讲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年少的技术工人，两个人过着平凡市民日子。她老大不小的还生育一个孩子。刘真仍不失风趣地给孩子取名“错错”。她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生了个不该生的孩子，因此取名‘错错’”。说这话的老作家和听这话的我，并非听个笑话故事，里边似乎含着这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刘真一番无奈和一片辛酸，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改革开放新时期，刘真重来北京，我看见她时觉得她比过去苍老了许多。曾与一位同辈男作家结合，很快又分离。创作上短篇小说《黑旗》较有影响，是她对过去长期关注、思索的建国后农村和农民处境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点反思（据我所知，刘真是最早关注、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作家之一，早在1956年，她来《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就向秦兆阳讲述她看到和感受的农村政策和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损害了农民切身利益，也损毁了战争时期党和农民群众曾有过的鱼水关系）。我记得，1979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们曾对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对过去农村问题的反思）做了比较、权衡，最后选定了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一篇。此后1982年，刘真还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过一篇《大舞台和小舞台》的小说，是写战争年代自己经历的生活。
80年代后期，我听说刘真和文化部一位离休老干部组织了家庭，随后他们随子女去了澳洲，似已在那儿定居。
世事变化很快很大。但作为编辑、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仍然不会忘记，上世纪后半叶，刘真曾是新中国有特色、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
2003年12月9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谷峪（1）
—一个被湮没的作家
建国初期，华北大地出现了一位新作家，他的名字叫谷峪。他的小说曾登在《人民日报》并受好评。报纸主要从提倡描写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的角度对作品给以鼓励。但是谷峪作为一个新作家，他那清新的语言文字，还有笔下扑面而来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人民享受的新生活的甜美、醇香，还是非常可喜而富有吸引力的。我读谷峪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新事新办》和《强扭的瓜不甜》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数年后，我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见到谷峪，他那时已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归来，成为河北省专业作家，且是河北省最有名气、最受重视的青年作家。他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农村妇女命运的小说《石爱妮的命运》。他对我说，在他的生活中，他见过许多了不起的农村妇女，她们担负着战争、农业生活、生儿育女等繁重的任务。他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他说他很喜欢一部苏联电影《政府委员》，那里边的农村妇女形象就很成功。谷峪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偏黄，皮肤显得粗糙，喜欢穿黑色的上衣。他对我说，他出身农民家庭，小时读过私塾，念过一点古书。我觉得他是个道地的北方农民的儿子，一条大汉。身为作家，他对生活的感受还是细腻的。
1956年2月末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开理事会扩大会，周扬同志在会上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谈到当前创作问题时，周扬引人注意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他说：“为了克服公式主义，有的作家就很容易地走到了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去……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罗列现象，对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缺乏应有的选择和艺术的剪裁，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采取超然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描写成低级的庸俗的。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然主义的种种表现吗？……自然主义不但没有把公式主义克服，而且甚至把创作引导到更危险的路上去，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把生活更加歪曲了。”而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周扬说：“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却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这些短篇的特点和坏处，还不只是在于它们尽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而更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把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写成庸俗化的和畸形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缺乏行动的，他们只是在‘回忆’、‘默想’，分析自己或研究旁人，在他们心中萦绕的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思想感情，而恰恰是一些琐碎的、卑俗的思想感情，而作者的目的又并不在批判这些东西，相反，他似乎连自己也陶醉在这些东西里面了。作者不是从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观察他的人物。很奇怪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像在《傻子》中所描写的那样，从一个落后分子的眼光来观察先进人物而把先进人物看成为‘傻子’呢？为什么要像在《草料账》中所表现的那样，把劳动人民的形象和脚驴子的形象联系起来呢？为什么要像在《爱情篇》中所表现的那样，把一个农村中的先进妇女描写成那么充满了个人意识呢？……谷峪的创作上的失败可以说正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自然主义和其他错误的创作方法影响的结果。”
据我所知，谷峪这三篇篇幅不大的小说，是他被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那时全国各地比较“冒尖”的新作家一般有幸调到文研所深造两三年），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后，在短篇创作上所做的一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偏重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方面做的一 点探索。例如《傻子》篇，当然是反题正做，换一个自命为“不傻”的“聪明人”来看生活中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又将如何呢？这是变换描写角度的尝试。又如《爱情篇》，它是正题反做，含着对某些浮光掠影地“采访”生活的作家的反讽。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去采访妻子是农村妇女的一位领导干部，向他提问：“你和她谈得来吗？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她漂亮吗？进步吗？你到家净和她谈些什么？……”于是作者来个正题反做，你提的这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上来的，没有爱情，也没有谈情说爱。因为他和妻子之间的深厚情爱，尽在不言之中，在“看不见”的日常行为中（例如，丈夫在村民中的威望，妻子对丈夫的信任、尊敬；妻子听人说他们两人“不般配”的流言而生闷气，产生既委曲又倔强的心态等），这是浮皮潦草地采访的作家所不了解的。而读者看完作品，还是大体了然的。至于周扬说，作者将作品的女主人公，一个先进的农村妇女写成了“充满个人意识”，那又是读者不大明白的了。（难道一个人生点闷气、闹点情绪，就是“充满了个人意识”吗？）《草料账》，是作家在写作中想要观照一下个性特殊、或者说“个别”一点的人物，古典短篇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屡见不鲜。一位饲养员因为喜爱牲口，而愿意同它们住在一起；因为不愿放弃为生产队饲养牲口这一自己热爱的职业。尽管文化低，也努力学会算草料账。这有什么不好理解，又有何大错呢？怎么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呢？
我无意为谷峪的三个短篇辩护，也不能说他的创作试验或探索都是成功的，没有缺点甚或严重的缺点。但是允不允许创作的试验、探索失败，或失败了再来呢？一定要一次成功吗？在探索、试验中，难道都是错误、“歪曲”，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吗？但是“报告”中明确地说，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如果不及早指出来那就非常危险”。看来此路不通。
谷峪（2）
那阵子的批评有一股“跟着上”的风气，继周扬的报告后，康濯的补充报告、《人民文学》和河北省的报刊都对谷峪的小说展开了批评，有的文章则从周扬报告中的观点出发，而更加走向了极端。你说他“脱离人民生活”，他则说谷峪“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去参加群众的火热斗争，而是回到他乡下的家庭去了”。看来，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去了解生活，也算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了。你说谷峪“走在危险的路上”，他则补充“证明”说，谷峪有“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证据是去年《河北文艺》讨论他的作品《草料账》时，他没有发言。（以上妙文请参看《河北文艺》1956年6月号）
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