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作话题。
1956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记得是在初冬，执行主编秦兆阳派我去河北省看望河北作家，并组稿。气候并不冷，那是北方很好的十月小阳春天气。那时河北省会在古城保定，而梁斌已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回到北方故乡兼任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先去看望梁斌。老师崔嵬和新上级秦兆阳，成了我见他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已经有了稿子，正在修改，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写作的房间不大。但是窗明几净，一张写字台很大，上边文房四宝齐全。我方才知道，梁斌爱用毛笔写字，在写作之余，还常常练大字，也喜爱中国画。他说，写字画画，可以养气，练手腕，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那时我接触的中国作家，喜欢中国书法、绘画的，梁斌好像是第一个。梁斌的穿着、气质，我觉得有他独自的特性。这回见面，他上身是黑色中山服，下身却是黑色中式薄棉裤，他将裤脚绑扎起来了，这既是北方农民冬天的习惯，自然是为防寒。但这身装束，却使个儿比较矮小的梁斌，显得很精悍，为他平添了几分精神，更显出他这位生长在燕、赵故土，一条北方汉子，一身豪侠的爽气。我礼节性地向他汇报我此行看望作家的计划。他说初次来，保定古城一些地方，也可以看看。又当面和我约定一个时间，说要请我品尝保定火锅的味道。面对他的盛情，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在梁斌自己掏钱的火锅宴席上，梁斌给我介绍了保定火锅特色。我感觉，那是一种道地的乡土风味。我虽说出生在城市，却是在乡间长大，所以也非常喜欢乡村风味。梁斌重点给我讲说的是保定豆腐。他说，保定水好，豆腐制作也好。果然斯言不差。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汤中豆腐的滋味，真是味美得没法形容。豆腐本是平常的东西，好的原料，经过厨师神奇之手精心配制，能做出这等美味，真是巧夺天工了。
河北省会迁到天津时，梁斌也去了天津，并将家安在那儿。1958年读到他新出的《红旗谱》，我很兴奋，这的确是写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了梁斌的豪爽之气，英雄豪杰之气。我从他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再一次体会、认识了作家本人的气质。也只有像梁斌这样阅历、气质的作家，方有可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刻画农民的革命性格、精神。这既是燕赵地域古风对他的熏陶；也是他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现、发掘出来，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作者容易做到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以作家涉笔了错误路线，从而否定作品创造了真实的英雄农民形象的永恒生命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豪侠爽气是梁斌（2）
6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负责评论工作时，我曾安排一位编辑去天津与他恳谈，承他赐给我们一篇很精彩的谈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稿。此后，我再没见过梁斌。他今年该有84岁了。祝他气色如旧，寿比南山。
1998年11月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女作家刘真（1）
20世纪50年代，丁玲等老作家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的确发现、推出了不少年轻，有实力的新作家。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其中一位。我今天要说的是跟《人民文学》杂志关系密切，五六十年代，一直供应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佳作的该刊“台柱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刘真。
1954年初夏，讲习所的刘真来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她正处青春年华，个儿中等偏高，肤色偏黑，梳一条很长的辫子，人很大方，一脸含笑，说话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说她送来的《春大姐》这篇小说，经过她的辅导老师赵树理看过（注：那时讲习所每个学员，大都请了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他（她）们的作品，辅导老师是第一个评论者。此风习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她也改过多回，“现在拿给你们，请严文井、葛洛诸位老师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刘真说罢，匆匆离去。
刘真这篇将近两万字的小说《春大姐》，写的是当年正在热心办初级农业社的北方农村一个女青年破除封建陋习，坚持恋爱自由，实现婚姻自主，带头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被严文井、葛洛拍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小说头条。我作为发稿人，也是最先读到小说手稿的人之一。女作者刘真的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的笔画还有点歪歪扭扭。但我惊异的是她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她对各种农村人物的描写，从有旧意识的老年人、老媒婆，到土改后成长的一代男女青年，相当从容有致，风趣、传神，某些故事情节使人想起她的老师赵树理。无可否认小说有模仿老师的痕迹；但也显示了她非常熟悉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这决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观察、积累所得，所以下笔才如此轻松、活泼、自如。当然从小说看，她也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后来葛洛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了刘真，她虽说还是个年轻人，也算是我们二野部队最年轻的小老干部呢，她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了，在冀南平原，在太行山里。她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阅历丰富，并且聪敏好学，有表达才能，所以能写小说。《春大姐》写得不错，经过了老赵指点，可以说它是目下青年作家反映现实生活难得的一篇佳作。相信她以后还会出作品，也会写得更好。
如葛洛预见的，1955年上半年，刘真又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新作，这就是发在1955年第6期的《我和小荣》，这回是以第一人称写战争中一对小姐妹成长的故事。艺术水平比上一篇《春大姐》又有了提高，文笔更紧凑，小说的结构更匀称。读过的人都觉得，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系，这可能更是刘真写小说的拿手好戏。《我和小荣》发表后，读者的反响相当热烈。有人希望刊物多登这样的好小说。也有的地方，认为它是一篇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真随后是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者。但在60年代，她回到了河北保定，这贴近她惯熟的北方农村，自然对她的写作更为有利。1961、1962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气氛比较宽松，这为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创造佳作的机会。刘真有时到北京来，与我们编辑部的人混得更熟了。她经见的多，感受多，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说起来妙趣横生，小说组的人都喜欢听她讲。当然她对创作问题有自己的抱负，也有忧虑。她觉得禁区还是不少，主要是接触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比较困难，不敢放手写，“因为总有人挑毛病，动不动给作家扣大帽子，谁受得了？”我们对她说，现实问题不大好写，可以先放下，你还是写你最拿手的你自己战争中亲历的故事吧。
1962年初秋，刘真给我们送来一篇小说，这就是她以自己战争年代生活为素材，写出的短篇杰作《长长的流水》。我们以显著地位将其发出。
《长长的流水》叙述战争环境里，一个美丽的故事，非常自然，就像一道弯弯曲曲、长流不息的山泉，汩汩地流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像歌唱，又似一个诗人低声地朗读一首动情的诗。使你听后，不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且为那美好的人物、美丽的故事所感动。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完全是战争环境里，一个懂事又不懂事，小大人似的半大女孩，在讲自己亲见亲历的事，她如何邂逅了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出身有钱人家，但早在抗战前夕就是个学运领袖，多次进出牢房，并且已与旧家决裂，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像这样抗战初期从大城市进入华北敌后帮助建立人民抗日政权的优秀知识分子人才，真是所在多有。他（她）们不怕牺牲，具有远见卓识。她的未婚爱人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职，她忍受悲痛，更加忘我地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情同手足；她关怀、爱护革命队伍里像“我”这样不太懂事的小辈，从生活到学习，无微不至地给以帮助，严格要求，促使其健康成长。作者不作任何抽象叙述，而是感性地，将看似平常而又动人的生活细节，一一呈现读者面前。这位县妇联主任大姐引导着这个小女孩一步步成长，完全是对革命后代无私而又非常细心周到的爱心养育，是润物无声的。起初送她课本，教小女孩补课学文化，认真考核，一丝不苟。一旦有了一定文化基础，又送她日记本，要她写日记，每天写，锻炼思想，锻炼手笔。并察看她的日记，给她改正错字；了解她的思想，有针对地给以开导、说服。亲切地嘱咐她：“将来你会明白，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可是这个天资聪颖、有点调皮的小女孩，有时却接受不了大姐的批评而负气，有时却又为思念家乡而辗转反侧。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大姐的眼睛。于是在一个宁静夜晚，紧挨着她躺下的大姐，开始给她讲故事了：“在苏联，有一个高尔基，小时候，他是个很苦的孩子。有一次，姥姥把他送到伏尔加河边，他上了大木船……”作者接着写道：“就从这，每夜睡不着了，她就给我讲故事，讲‘保尔’，讲《铁流》，讲‘祥林嫂’，她知道可多哩。听着她的故事，就像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融化着。天上的小星星，也好像会说话了，太行山在点头笑，树叶也会唱歌了。我回想着小时候和过去的很多事，一切都变得更有意思，更美好了。”这对小女孩真是绝妙的感性的文学启蒙。没有一字说教，而是“随风潜入室……”潜移默化地感动着，造就着小女孩的精神品格和往后的文学之路。所以此作写的那个使人过目难忘的大姐，可以当作作者人格和文学的启蒙人。作品也接近自传体小说。同时，从文学欣赏角度，也可以了解，刘真是个擅长形象思维，很善于用生动形象、细节，用“润物无声”讲故事的办法，成功塑造人物，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家。
女作家刘真（2）
1963、1964年，重又进入“抓阶级斗争”年月，文艺界仍是首当其冲。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遭受批评，指责他鼓吹“写中间人物”。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来，文艺界进入党内整风，社会上重又展开了大批判，纷纷拿作家作品开刀。恰好刘真在头年宽松时期写了篇小说《英雄的乐章》，是以刘邓大军1947年7月过黄河，挺进鲁西南为背景，写解放军与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羊山集的一场恶战，解放大军终于攻下了战略要地羊山，打开了战略反攻、南下长江的前门。可是在这场战事中也有不少英雄牺牲，其中就有小说中女主角“两小无猜”的小情人。小说在赞颂英雄奋勇战斗献身时，不免怀有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尤其从女主角———一个女兵的感受角度，因为牺牲者是自己爱得很深的人，他太年轻，可是敌方罪恶的子弹一瞬间夺去了他蓬勃的生命……在深深怀念之时，也就难免有伤感，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写这篇小说对于作者，也可以说是一次探索、尝试。作者并未急于面世，而是审慎地先拿给同行又是领导的某作家一阅。然而这位地方作协负责人为了紧跟北京文艺界大批判形势，竟做了一件未必得体的事，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她的《英雄的乐章》在当地文学刊物上登出来，以作为批判、示众的一个对象。所谓“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诅咒革命战争”的一份“反面材料”。这样一来，刘真的处境不好过了。不用说在创作上进行探索，就连不沾风波的较平常写作，似乎也难以为继了。记得我去山西时，见到作家马烽同志，他就对我讲，河北作协他的那位同行，这样处置刘真是极不得人心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一些弄写作的人已经是惶惶然了。人家没打算发表面世，你偏要硬拖出来，将它示众，这不也太缺德损人吗！随着1966年4月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出笼，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又被某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作者们，“顺理成章”地纳入江青讨伐的“黑八论”之一的所谓“反‘火药味’论”的一个标本了。
1974年我在体委工作，曾去河北石家庄看球赛，遇见了过去河北作协的熟人，讲了些刘真“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情况。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