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埃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历的作家，又见过他写的《人民文艺浅说》一书，知道他是个文艺评论家。见到他，向他约稿时，他已处在广东省的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岗位，几十年如此。他仅是个业余作家。好几回去找他，我的住宿、吃饭以及返回的车票等他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回怕我住的环境不安静，竟带着我接连跑了三处地方，最后才定下来。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编辑，他年长我二十来岁，又是一位领导干部，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后来遇见一些编辑同行，说起跟杜埃打交道，都有同我类似的经历，我才深信杜埃就是这样一个与人平等相处不摆半点领导架子的人。杜埃出生于广东东北部偏远山乡的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南洋谋生，所以他也算个侨属。他受进步文学作品影响，十几岁便外出漂泊，而后成为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编刊、办报、写文章。他见过许多大世面，40年代在菲律宾主编华侨报纸，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两度在香港从事宣传、统战方面的公务。解放后，数次出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一个劳动者纯朴的本色。80年代初期我再度去广州，这时他已卸下领导工作的重担，退居二线。他陪我去从化温泉看望在那儿休养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又建议我去深圳特区看看，他亲自给我当向导。在从化，他首先去看望他的老相识，那些普通的服务人员、医生、护士等，同他们亲切交谈，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深圳的宾馆，他去厨房看望大师傅，去车库看望年轻的司机。在广州的日子，有一天，他说要请几个客人吃早茶，让我作陪。他为我介绍客人，原来是机关里的理发师、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他们跟“杜部长”无拘无束欢快地交谈着。在领导者和普通群众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心的隔离。杜埃数十年领导过广东的许多文艺部门，他是位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个评论家、作家。他从未放弃过笔耕，不断发表评论、小说、散文、杂文，所以他也是文艺家们的同行、朋友。他就是以这样双重身份，跟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建立了融洽、谐调的关系。人们尊重他，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也乐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就像他乐意去看望那些服务人员、普通劳动者那样，他感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并非高踞其上者，这已成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自然能够使人们的关系谐调起来、融洽起来，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深圳时我曾参加他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青年作家们的座谈，就是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好像这位年长者、领导者和年轻人之间没有什么隔膜。1991年的最后一月，我有幸参加广东省为杜埃举行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的纪念会、作品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埃故乡大浦县的领导人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杜埃住在那儿写长篇的增城县的领导人和乡亲的代表都热心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大浦本是个穷县，却像增城一样还为大会主动提供赞助。其原因是这些乡亲和基层领导者们不一定都读过杜埃的作品，但“杜部长”的为人，他的公朴形象，他对乡亲父老的挚爱和帮助，却使他们觉得自豪，在他们心上占着很大的分量。杜埃当年在华侨支队的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模特儿、老战士）也远道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对他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做了很精彩生动的发言，介绍“华支”和菲律宾人民并肩抗日的光荣业绩。这就是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人民作家杜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岭南三作家（3）
杜埃很长时间是个业余作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退休了，才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时已经66岁了。数十年他出版了不少小说、散文集子，广东还为他出了一本厚厚的《杜埃自选集》。他的作品题材都来自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如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十二月的街》，以及发在其他刊物的《老贫农们》、《自梳女》等，均是宣泄了他对以往地下斗争生活和掩护了他的普通人民的深情。如《自梳女》一篇就是写来自顺德乡下一个普通女佣———“自梳女”（指从破产的农村到大城市，靠自己的劳力谋生，终生不嫁的女子）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助一群地下革命者脱离险境的故事。这是杜埃30年代在广州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位自梳女的形象，他始终未能忘怀，直到将近40年后的1979年，才写出《自梳女》这篇小说。小说的结尾写男主人公往顺德乡下探望，他对“自梳女”仍然怀着深情：
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救助过他们的自梳女……心里很懊悔当年怎么没弄清她的原乡住处……
眺望一个个稠密的村庄，他心里叹息道：哪怕是她不在家，或者已在艰苦的战乱中离开人世，但只要知道她出生长大的村庄名字，也该有多好。
是生活养育了作家，这话一点不假。杜埃正是从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从生活的激流漩涡中推涌出来的作家。1940年初，他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之派和一批同志渡海赴菲律宾国华侨中宣传抗日，任华侨报纸《建国周报》主编。当时这一行动通俗的说法叫做“八仙过海”（“八”隐含着“八路”之意）。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岛的美军不战自退，日军占领马尼拉等大城市，杜埃他们下乡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杜任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与菲律宾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菲岛从中吕宋到南吕宋燃遍了抗日烽火，“华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的简称）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挫侵略者的毒焰。在菲律宾朝野和友军（反攻回来的美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支”的人员才在菲国人的热烈欢送气氛中陆续撤回大陆。杜埃于1947年返回香港。这番在异国他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受血和火的冶炼，见到的人和事，使杜埃毕生难忘。1947年、1948年在香港办报，遂利用工余之暇，写出一些短章，如《番娜》、《丽达的道路》、《萨克林田庄》、《法布尔的家》等作，后辑成十余万字的集子题名《在吕宋平原》，由香港人间书屋出版。茅盾为其写序，称这些作品，“是他经验的产物”，它的艺术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细致的描写与热烈抒情”相结合。但这些毕竟是些片断的采撷，杜埃绝不满足。写出长篇巨著，反映菲岛太平洋战争的史诗式画卷，才是杜埃的心愿。史诗未及写，而十年动乱到来。廖承志等老同志在北京遭受迫害，“华支”在各地的成员也无一幸免，“四人帮”居心叵测，把这支受人民爱戴的抗日队伍，打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而是痛惜党也在受难。也正是在狱中遭罪之时，他要写“华支”这段可歌可泣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愿望更加强烈。粉碎“四人帮”后，杜埃恢复了工作，他向许多人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但不少人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可以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吴冷西第一个支持他，并劝他快写。但杜埃直到1980年初卸下了工作重担，才正式开始多卷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的写作，这时他已步入高龄，身体并不很强健。他不在大城市去找舒适的写作环境，偏偏离开家中亲人，孤身到广东增城县朱村，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作。经常跟四乡的干部、群众往来。也许在这样的地方，他较易于追怀往事，触发灵感，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第三部也即将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菲律宾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报纸争相连载或予以评介，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实际工作，无法像那些专业作家那样集中精力于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巨大工程。能够完成它，是多么不容易啊！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有其不会泯灭的历史价值，这就是这位中国作家了不起的奉献。至于艺术上还有某些不够精致完美的缺点，这是难以苛求的。
秦 牧
秦牧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秦牧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
我对秦牧最初的印象是他个儿高高、体质强健，面目黧黑，像个整天在太阳底下晾晒的老农，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60年代初期，我登门拜望他时，他刚从乡下返回。那时许多作家都下放农村基层担任职务，并参加体力劳动。秦牧告诉我，他一天挑担一百多斤，又忙着公社里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弄写作。不过我对秦牧很佩服，那时正当他的盛年，他真是能文能“武”。我第一次经手的是50年代中期他寄给《人民文学》的散文《土地》，那是一篇杰作，从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爱土地，老农之爱泥土……构思精妙，浮想联翩，视野极为开阔。后来又收到他写的童话《亲爱的妈妈》，这是一篇赞颂我们亲爱的大地的知识性童话。秦牧写作的路子是很广的，最拿手的是散文、杂文、随笔，但也写小说、戏剧以至童话，几乎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他没尝试过。我常想古今中外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的作家，他们笔耕、运思，没有一个不像老农年年月月、风雨无阻，侍弄他们心爱的土地，没有一个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不光有聪敏的头脑，并且有强健的身体做他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的后盾。高尔基曾描写老托尔斯泰也是健康得像个老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勤思勤读勤写，何愁出不来多而好的精神产品？作家就是要勤作嘛！不能光坐在家里不作。
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