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严文井画像(2)
粉碎“四人帮”后,我最早是从过去被整的朋友们那儿,听他们讲说严文井。这些朋友多在外地,错整改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去看望严文井,包括那位过去说文井是“左”和“随”的朋友。他们说,文井对过去做了沉痛的忏悔、反省。他不仅忏悔、反省了自己做错的事,几乎忏悔、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令他们大受感动。当时,我稍感吃惊,我的思想解放的幅度还不大,我未曾听说那时有任何一位文艺领导人有文井那样深刻、彻底的自我解剖和对生存环境的反思。
文井并不完全沉湎于过去。他积极地面向未来。摆脱了工作的重负,近十几年他写的各类文章,远远超出了前30年。他热情扶植、鼓励、支持有为的青年作家及一切向他求教的人。他的精彩的短文,锋芒所向,有的就指向了根深蒂固的“左”疾。他不再是“随”,而提倡“思”,作为天地间大写的人独立的“思”。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细一想,严文井还是严文井,一个“楚人”,一个在心性上永远保持自由求索的人!
萧殷在当年(1)
一
1953年1月5日,我从武汉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报到,被分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人民文学》负责人、一个瘦小个儿、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找我谈话,他就是文学评论家萧殷。
萧殷同志对我说:“把你分到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你自己就得好生学习。你很年轻,这对你是个锻炼。”———说这句话时,他那生动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我感觉镜片后边似有热光闪动。
萧殷继续说:不要看轻了处理读者来信。读者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情况。有些是带共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更值得重视了。我的好些文章,就是从青年人的来信引起的,是为着答复他们提出的文学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这就要在工作中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甚至记笔记的习惯。有了问题随时记下来,分析、思索。我工作了一阵子,小本子就积累一大堆,那上边都是记的各种问题、各种感受……
二
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搬到东总布后边的小羊宜宾胡同三号。这是个安静、幽雅、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二道门里,宽敞的院中有紫藤罗架,丁香花树,迎春花树。一到春天,先是黄色的迎春花开放,紧接着紫丁香开花,满院生香……
大北屋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东、西厢房一边住着陈涌,一边住着萧殷。这时我才知道当时编辑部的两个负责人就是陈涌和萧殷。他们都不是编委。而主编和副主编,基本上是挂名的,四个编委,也不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萧殷、陈涌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两人轮流发稿。当一个人发稿时,另一个人就负责抓编辑部的业务学习和其他日常工作。我来编辑部的头两个月,萧殷正担任后一个角色。
那时编辑部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学术空气浓。譬如说吧,工间休息时间或是饭桌上,编辑们经常讨论契诃夫或莫泊桑的一篇小说,或本刊联系的某个作者的小说,或《文艺报》刚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萧殷、陈涌也参加讨论,甚至争论。陈涌本来肤色微红,争论时面孔就更红了。萧殷发表意见时严肃、认真、专注,头微向前倾,眼神向下;有时又抬起头来,以手势助话语,带客家味儿的普通话,往往滔滔不绝,道理一套又一套,显得很雄辩……
我记得萧殷那时强调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作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作品。但光有生活不行,还必须学习理论,学习文学本身的业务,提高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负有教育人民,改造和提高人民道德品质的崇高责任。作家的描写、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是社会中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作家的责任,显然应该与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有所区别。因而他反对在作品里单纯描写生产技术过程,工作方法,或是图解政治运动,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说教;反对脱离生活,忽略文艺本身特点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对对作品不做深入研究,不做具体艺术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这些基本思想,贯彻于他的编辑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当时写的文章、言论里。
三
萧殷尤其强调编辑应加强学习,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工作水平,做好工作。编辑处理稿件,答复读者来信,不是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严肃的思想工作。编辑虽是文学组织工作者,但更应是文学评论工作者,熟悉、精通文学业务的行家。萧殷、陈涌当政的1953年上半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改组,他们两人离开了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安排了两项经常性的业务学习,一是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白居易的诗),两项穿插进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编辑们轮流做有准备的重点发言,展开热烈讨论,萧、陈亲自参加。编辑部内自然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诗经》和白居易的诗好些人通读了,研究了。为了弄清新旧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大家认真研究和阅读契诃夫、高尔基有代表性的作品,观摩上演的他们的戏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凡翻译过来的,大家几乎都搜罗了,通读了,熟悉他们各家各派的论点。
四
萧殷、陈涌要求编辑们养成思考、研究文学问题的习惯。而练习写文章———记读稿札记和读书心得笔记,是锻炼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的方式。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将编辑工作和写文章对立起来。相反地,提倡编辑们结合工作,结合处理来稿来信,或阅读某一作品有了体会,便练习写文章。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编辑,他们具体指导,手把手地教,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我在处理读者来信过程中,没有想到要写文章。有一天,萧殷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兼卧室的西厢房里,把我介绍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女编辑。原来,这位女编辑带来一批青年读者的来信,要萧殷针对青年读者们提出的问题,写一篇辅导青年阅读文学作品的文章。萧殷说他没有时间写。我在编辑部是处理读者来信的,这篇文章可以让我写。我诚惶诚恐。但在萧殷鼓励下我勉力为之。文章初稿写成后,我送给萧殷过目。我至今记得,他帮我修改、增添的字、句。文章送出后,很快发表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17期,题目叫《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不久我又写了篇文章:《一本作家谈创作经验的好书》(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作家与生活》),是陈涌具体指导,经萧殷之手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的。当时我不过是20刚出头的年轻学徒编辑,没有他们的具体指导、帮助、鼓励,不可能在全国性的刊物发表文章。
萧殷在当年(2)
五
萧殷在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肃的长者,然而在日常接触中,他又是个活泼、愉快的人,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任何的矫饰,他把心交给你。
工间休息时,我们在丁香树旁晒太阳。有时有严肃的讨论,谈论某篇作品或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是随便聊天或开玩笑。这时萧殷、陈涌也参加进来。萧殷常讲他在战争时期去村里做群众工作,遇见一条恶狗,差点儿拿枪对付狗的经历。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当时那窘迫味儿,苦涩味儿,全出来了。那客家话的“狗———狗!”字,给人印象特别深。大伙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萧殷自己也笑了,笑得坦诚、天真。
有时萧殷在编辑部内,当着大伙儿的面诉苦,原来是他心爱的女儿“萌萌”病了,“萌萌在家没有人照管……”
他常提到“萌萌”。星期六下班后,有时看见他在家门口,跟这4岁的小女孩聊天、嬉闹。这时,他完全沉浸于父爱中。
六
我住在四合院内侧的单身宿舍里。星期天,常听见东、西厢房里竞相播放音乐唱片,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贝多芬啊,莫扎特啊,门德尔松啊……有些我听不大懂。有天上午,我路过萧殷房门前,不禁停住脚步,那音乐实在太美妙、太动人了。这时萧殷正好开门,他要我进去听。他那留声机是陈旧的,显然是从东安市场的旧货店里搜罗来的。萧殷动情地对我说:这曲子真好!你也喜欢听吧?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弦乐四重奏)。这曲子是柴可夫斯基根据一首民歌曲调创作的。传说他有一天听见一个石匠在花园的窗下哼一首歌,曲调优美、动人,把他惊呆了,于是他根据这个曲调很快创作了一首乐曲。后来给托尔斯泰演奏,托尔斯泰感动得流了眼泪。的确,这曲子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苦难、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性格,可以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了不起呀!这曲子经得起反复听,越听越感觉它浑厚、深沉,内涵丰富,余味无穷……萧殷那深情的赞美,使我感觉他重又沉入乐曲创造的境界中去了。
那天上午,在萧殷的讲解下,记得还欣赏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萧殷对他的每一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的来历,几乎都能讲出段甜美、曲折的体验。那些唱片多是他从东安市场、琉璃厂细心搜罗来的。自珍、自得之情不加掩饰。
萧殷不但热爱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喜欢欣赏中外名画、名人字帖。印象中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字画,俄罗斯现实主义大画家的名作,他也用心搜集。在他书房里,悬挂着希什金的名画《田野》,还有齐白石的花鸟小品。
远在30年代就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又竭诚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萧殷,他不是一个眼光短浅、兴趣狭窄或者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个心胸开阔、兴趣广泛、生动活泼,如同列宁所要求于共产主义者的那样,不断用人类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人。
七
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时召开的座谈会甚多。我不知在哪个座谈会上发言,谈的是过去理论批评工作方面的缺点、问题,涉及了萧殷(那时他早已离开《人民文学》,离开作协他负责的部门———普及工作部)文章中的某个论点,我表示了不同意见。不意这篇发言被摘登在《作家通讯》上。我很不安,心想萧殷是我的老上级,这样摘登出来,岂不是对老师、上级的“冒犯”?后来见了萧殷,我主动提起这事,意在做点解释。萧殷亲切和蔼地微笑着,连说:“这有什么关系嘛!”又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我的精神负担顿然解除,对萧殷,我又多了一层敬重。
八
1962年初春,我去广州出差,我惦着萧殷同志,很快去看望他。他这时正在革新《作品》杂志,兴致勃勃地谈他编辑《作品》的种种设想。刊物要有基本的作者队伍,但这队伍又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搞了几十个特约撰稿人,包括港澳作家,把他们的名字登在版权页上。刊物要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搞了些新栏目,如“谈薮”、“诗文杂记”、“文艺书简”、“创作谈”等等,还登翻译作品。总之,想把《作品》编得具备自己的风格,新颖别致,内容充实,形式讲究,引人入胜。事实上,这段时间,萧殷将他的心血、精力全都倾注于《作品》的编辑工作上。在60年代初期,《作品》杂志以它那内容的多姿多彩,开本样式的精美、讲究,在全国文艺杂志中,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萧殷大约是1955年即离开全国作协的工作岗位,去南方体验生活。那时听说他要写长篇小说,后来在刊物上也见过他发表的作品片断。但是“命中注定”,他总是被安排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他也乐于这样做。他去南方不久,编辑杂志的担子落在他身上。后来又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他为编辑杂志,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教育、造就文学新军而耗尽精力。
萧殷是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但我以为,他实质上更是位“无名英雄”,长期做文学编辑和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慕荣誉,不计较名利、地位,“为他人作嫁衣裳”。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了无名、未名的青年人。今天全国闻名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受过他的亲切教诲,切实帮助。一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