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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的散文，尤其是后期的散文构造精美，含蓄、凝练，有诗一般的意境。这除了因为他感情淳美、丰富，天生是写散文的人；还跟他下苦工夫继承中国诗歌、散文的传统分不开。当然，他有时行文稍嫌做作，这只能算是清泉中夹带的几颗沙粒吧。
杨朔其人，一生追求完美。他写得最好的散文除了意境美，笔下的人物也是美的，如《荔枝蜜》里的养蜂人，《茶花赋》中着墨不多却传神的女“丹青能手”。近年有些评论家批评杨朔的散文风格“单调”。我觉得不能离开那个追求完美、追求理想主义的时代来看杨朔的散文。杨朔的散文集中看，可能有单调的缺点。但那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美却也是可爱可敬的。
杨朔在世时一直是个单身汉。他待人一腔热忱，而个人生活却非常简朴，很长时期仅有一位年轻公务员照顾他的生活。他为何不结婚？在文人圈里成为一个谜。女作家丁宁的散文揭了他的一个秘密，他早年苦恋着一个女子，中年仍然怀念，此女不幸过早地仙逝。50年代初期，一些热心人为杨朔介绍恋爱对象，有演员、文学编辑等等，不乏绰约风姿的靓女，而传说杨朔在恋爱中打瞌睡，这就有点令人觉得蹊跷了。其实从杨朔散文看，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以温婉含情的笔墨写了一些姣好的中外女性，有的是短暂相识、瞬间即别的朋友。他为什么终身不娶？我认为这跟他一生追求完美分不开。
杨朔不幸早逝，逝于动乱年月。假使终其天年，我相信他会成为散文的大手笔、大作家。可是在我心里，仍然活着杨朔这个作家，如一泓纯净的清泉，我期望读者爱他。
徐迟——风之舞
我仿佛看见了风之舞，那婆娑的舞姿潇洒、飘逸。我觉得只有这个形象能够象征徐迟———浪漫气质的诗人、作家和他的文风。
徐迟出生江南水乡，很早就自通了英文。曾翻译出版了法国浪漫派大作家斯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旧译《帕尔马宫闱秘史》），与袁水拍合译爱伦堡的长篇巨著《巴黎的陷落》。新中国成立前，他不仅是位诗人，也是知名的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后，早期他担任对外报道的记者，50年代中后期接手《诗刊》的编辑工作，60年代脱产专业写作。他走了祖国东西南北许多地方，遍访重要的工厂、矿山基地，钢铁、石油、水电、水利……无不涉足；名胜古迹，流连忘返。他写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散文、游记、报告文学，超过了他的诗。他的散文华丽精巧，有独特的浪漫气息、个人风格，即使看这些散文的标题《鱼的神话》（写水库）、《美丽·神奇·丰富》（写云南）、《直薄峨眉金顶记》、《巡天舞干戚》……你就知道，它刻上了徐迟个人的印记。
60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去武汉看他。他对我称赞女作家菡子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抒情风格的小说《前方》，说对他有启发，他也要写小说。我立即向他约稿。但究竟写什么，他不具体透露，只说是写知识分子的。那时节刚刚开过广州戏剧创作座谈会，文艺界的气氛是宽松的。不久，他寄来《祁连山下》（上篇）很快发在《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条。这是一篇写艺术家的作品，主角尚达（以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画家常书鸿的经历、事迹做素材）。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始就写了巴黎的艺术沙龙，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和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作者丰富的知识，深刻的见地，俨若一位“巴黎通”或绘画艺术的行家里手；紧接着写了尚达和一位法国女郎浪漫的恋情：学成归国，携手同行；而后是尚达偕法国女郎远赴敦煌的传奇故事；再后是女郎的逃离，尚达留在敦煌，开始了他辉煌的艺术事业……下篇穿插写了玉门油矿的发现者，创办人之一工程师孙健初的事迹。这样写知识分子，尤其写艺术家并带有异国情调、浪漫色调的作品当时是罕见的。作品发表后实际引起了轰动效应。只不过人们没有大事声张而是私下里奔走相告，谓之“耳目一新”，甚至说是“空谷足音”。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毕竟它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当时几乎没有评论家在报刊上写文章推荐、宣传。
《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出后，徐迟乃感觉受了鼓舞，于是开始了他下一步“浪漫的”创作旅程。他计划以“牡丹”为题，写汉剧名角女演员陈伯华的传记，以“火中凤凰”为题写文学家郑振铎的传记。“文化大革命”前夕，《牡丹》成稿寄到了刊物编辑部，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文艺界的气氛日甚一日地紧张、不宁，主编再无拍板勇气敢发一篇涉及戏曲女演员旧社会的生活、包括一段“藏娇金屋”生涯的作品。徐迟碰壁而归。
“文化大革命”中他靠边了，无法创作。但飘逸、潇洒的徐迟毫不灰心丧气，开始从创作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红楼梦》、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出几十万字有独到见解的文稿。“四人帮”的追随者勒令徐迟退休，领取退休金。徐迟一脸的苦笑，作家是不倦的劳动者，哪能退休？
三作家风格素描（3）
粉碎“四人帮”，徐迟欢欣鼓舞，立即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写出《地质之光》（写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哥德巴赫猜想》（写著名中年数学家陈景润）；奔赴云南，写植物学家蔡希陶；来到北大，写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写的多是自然科学家、知识分子，真是一发而不可收……
这就是徐迟，他踌躇满志，“巡天舞干戚”，永远在探求，永不满足。
这几年，他潇洒地写出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一书，那是他法国之行的写情写意画；他支持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大胆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口号，虽然立即遭到评论家们“迎头痛击”；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创造了“正直的人变成了政治的人”（指陈景润支持邓小平，敢顶“四人帮”）的佳句，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借去《昭明文选》做参考，并迫切地去查阅木玄虚的《海赋》。徐迟行文受汉赋以及中国传统骈体文的影响；徐迟写的小楷，龙飞凤舞，字如其人……
我看见风在舞，飘逸，潇洒……
柳青和孙犁（1）
柳青和孙犁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位作家。我尊敬他们不慕荣利，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园地里耕耘不息。尊敬他们高洁的人品、文品。
柳青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文学创作事业如醉如痴、怀有伟大抱负的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更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对他精神、身体和家庭的摧残，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相信，他会写出新的超出他以前所作，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的艺术作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日子，他曾花了三年时间在陕北米脂县一个乡担任乡文书工作。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他在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种谷记》。这是我当时读到的解放区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在小说中见出了他追求地方特色和用群众口语表现生活的努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组织之命到东北地区工作，1946年3月分配到大连市，主持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完成长篇《种谷记》的写作。按照当时一般人的做法，他会在东北解放区定居和工作下去。但作为生长在西北、长期在那儿工作并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的作家，柳青“热土难离”。1946年7月，他毅然向组织申请重返故乡陕北，参加那儿的自卫战争。当时战争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山东解放区，交通阻隔。柳青辗转绕道，越过沙漠、草原地带，穿过封锁线，几经折腾，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艰险，才于1948年10月回到陕北，可见其决心之坚定。到了陕北，战线已经南移，他立即投身他所熟悉的地区，去了解人民支援战争的那些生动素材。这样才有可能在1951年初春完成以沙家店战役做背景，重点写民工支援前线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1952年有一批作家去工厂、农村。但真正在那儿长期住下来，一边参加当地的社会工作，一边写作，持久努力，惨淡经营，为人民奉献了有影响佳作的，柳青是突出的一位。
1960年秋天，我曾去长安县皇甫村看望他。村西北角有一座叫做中宫寺的破庙，他稍加修葺，成为自己永久性的住所。夫人马葳陪伴着他。马葳曾是当地的区团委书记，大学生出身，东北籍人，一身农村干部打扮，为人贤淑，性格爽朗。那天是她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我这个“客人”。
柳青那用朴素的白纸糊顶糊墙的房里，一眼看去全是书。柳青是个勤读书、勤思考的作家，他懂外语，熟知马列和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渴求新的知识，思维敏捷，眼界开阔，这使他不同于某些仅仅满足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固步自封，因而停滞不前的“土”作家。他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的富有，与他一贯的极其淡泊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他那身黑色中式布衣的穿着，恰成鲜明对比。他看上去实在像个当地普通的中年农民，最多像个村民办教师或算命先生。他不只一次去某些地、市机关办事而在门房受阻。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作家，把他当成“不宜”进入领导机关的平头百姓。柳青不大在意这些事，对人讲起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
他同我谈的话题很广。印象最深的有：他非常强调一个党员作家、人民作家的情操、操守，而对那种以文艺为“手段”，追名逐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个作家需要观察、表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但是自己一定要“终身保持心灵的纯洁”，同那种投机取巧、追名逐利之徒划清界限。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真的美的作品。这使我想起他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的青年石得富这个形象以及刚刚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青年农民梁生宝的形象，这都是曾使我受到感动的心地非常纯洁的人。我坚信柳青是以自己的感觉、体验去理解、塑造这些生活里的先进人物。作家不是魔术师，污浊卑琐的心灵总难以理解高尚、美好的心灵，遑论写出来！
柳青有他的特性，他确实是终身守着一个作家的本分，专心致志地研究生活、从事创作。他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五月麦子开花，他要外出躲避（他有痼疾哮喘病，经不起小麦开花的刺激，从50年代初期起，他每年要外出躲避），除了通知他必须参加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皇甫村，经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记得那天我离去时，夕阳辉照着皇甫村周围的塬上、村野，照着收工回来、迎面而至的农民们黝黑、健康的脸，他陪我在村路上走着，边走边谈。突然他指着一个刚刚擦身而过肩扛锄头的农民的背影悄声对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关中农民吗？”他嬉笑地告诉我：“他曾是国民党时代这个区的区分部委员，你认不出来了吧？”言谈中作家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他亲历的生活巨变的欣喜感、自豪感，给我印象极深。“文化大文革”浊浪乍起，强迫他离开住了十二年的皇甫村。他被关在“牛棚”里，身心遭受残酷的折磨。但在1968年10月当听说工宣队要进驻时，他抱着炽热的希望写诗一首：“落户皇甫十四载，事半人在心未灰；堆中蜷曲日如年，盼望大哥放我回！”1978年5月他已沉疴不起，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朝阳医院的病榻上靠氧气瓶维持生命，但仍在朝夕口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真是一个用终生实践着“为文学卖命”的誓言的人啊！
柳青和孙犁（2）
柳青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爱文学之心与爱人民之心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是以文学来为他热爱的人民服务。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关心人民事业的兴盛发展，这正是他纯洁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他的赤子之心所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某些行为有些像老托尔斯泰（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熟读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他有很深的影响的中国作家）。我去看他的那年他刚刚把《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他所在的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