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三见作家沙汀（2）
2003年4月12日摘自日记
（载《传记文学》杂志）
诗人臧克家剪影（1）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一篇关于诗人臧克家的文章，这不仅因为我是他的诗歌、特别是近年所作诗歌的一个喜爱者，而且，我们共属一个机关，又在五七干校同学三年，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的确觉得这位前辈诗人身上有不少宝贵的东西，给我以启发，值得我学习。因此，我信笔写下一些对他的观感，或许不全面，也不深刻，不知对年轻读者是否有点益处？
劳动美的表现者记得1972年秋冬之交，克家同志要离开干校回北京，我们连队（那时我们机关编为一个连队）的战友为他开了个欢送会，他在会上朗诵了一首题名《同志》的长诗。诗中叙述三年来在劳动的风风雨雨里，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他一口气念了九个“留念”：留念战友，留念房东社员，留念朋友似的镰刀锄杆……”“走几步，回望眼，有件宝贵东西遗失了一般。是什么，想想看？是我那颗炽热的心遗留在绿树红花的向阳湖衅。”他激情难平，声泪俱下，我们也为之落泪。我一边听他朗诵诗，一边心里涌起许多感想。“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偶尔约稿，我同他很少个人交往；只知道他是个身体非常虚弱的人，平日靠打针吃药过日子，一天只能工作个把小时……1969年秋，像他这样的老弱病残，也被送往干校。当时，他作为“反动权威”，又是“审查对象”，和我们这些理当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起，被编入连、排、班，当一名普通的农业工人。初春的日子，他和大家一起泡在齐膝深的泥水里开垦荒地。可谁人知道，他就是全国著名的诗人。那时我们真担心，这个瘦弱的老头儿，有一天会倒地不起。但他终于熬过了那艰苦的三年岁月，度过了他生命的“极期”。由于长期生活在集体和群众之中，田野的劳动，粗茶淡饭的日子，反而使他精神愉快，胸襟开阔，体质也大大增强了。这为他后来创作赞美劳动的诗歌，步入创作的繁盛时期，准备了条件。如今，他这样情真意切地歌颂同志的情谊———试想，如果没有在劳动中共尝甘苦，并肩战斗的体会，他怎能写得出这样的诗啊！
我回北京一年后，1974年某一天偶从干校同连队一位同志那里，看见了克家新作短诗集《忆向阳》的油印刻本，我随便捡翻一遍，就欣喜不已，爱不释手。
第一，我觉得作者写出了凡是有过这种干校生活的人所共同体验过的劳动生活美。正如冯至同志所说：“分明一己身经事，道出千家干校情。”（见读《忆向阳》二首）因而引起我和千千万万到干校劳动过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是在人以把自己所经验过的感情传给别人为目的，把它再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用一定的外在记号来表现的时候开始的。”作者成功地运用诗歌的艺术形式，把自己在劳动中体验过的美好情感传达给我们，从而唤起我们的同感，共忆、重温那难忘的生活：横行如线竖行匀，巧手争相试腰身。
袅娜翠苗塘半满，斜风细雨助精神。
诗情错赏旧农夫，烟雨蓑衣稻满湖。
泥腿而今塘水里，此身自喜入新图 。
〓———《微雨插秧》读着这两首诗，我们连男男女女战友们，在初春微雨时节插秧，争试腰身，笑语喧哗的情景，历历入画。
第二，这些诗，采用了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可以说是继承了陶渊明、王维、杜甫、白居易田园诗歌的传统，当然内容完全是新的。可佩服的是老诗人对旧体诗歌形式的运用，自然而不拘泥，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有的简直可以说是浑成。这类简练、单纯、易懂、易记的诗句，煞是引人喜爱。例如：夜阑哨急鸣，秋收早出工，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
〓———《早出工》大地为床好托身，风吹香稻醉人心。
日中小憩蓄精力，借得茅檐一尺阴。
〓———《工地午休》好像随口吟来，自然亲切、充满生活情趣。颇有古风的味道，但又不拘守旧形式的成规，语言新，情感新，意境新。
《忆向阳》诗集在“四人帮”粉碎后，公开发表出版了，但不久却受到一位作家的批评，其基本意思是说，干部下放劳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歌颂干部的劳动生活，岂不是美化“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吗？因而是要不得的。相反，应当写出干部、知识分子在这种境况下的压抑和痛苦，批评直至控诉这个错误路线，这才是正确的，也才有可能写得深刻。我觉得这些意见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片面和简单化之处。
十年浩劫期间的干部下放劳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求有些作品，能够反映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条错误路线下，生活上遭受的迫害，精神上感受的压抑和痛苦，从而批评或控诉错误路线，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错误路线下，是不是一片黑暗，没有美好的、光明的，值得赞扬的事物呢？是不是表现了光明、美好的事物，就是“歌颂错误路线”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牵涉到基本的美学观点问题。我认为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美和丑，从来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存在，而是伴生的、成对的出现。在黑暗的旧社会，尚且有光明、美好、善的东西存在；在光明的新社会，这种光明、美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更是大量存在。“十年浩劫”期间，有一条“左”倾错误路线，这条路线制造了罪恶，制造了丑恶黑暗的东西，广大人民受了害。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这条“左”倾路线，是非真理还在人们心里。光明、美好的东西还在，善的东西还在，它们是同这些黑暗的、丑恶的、错误的东西相对立，相斗争的，并且在斗争中曲折地生长、发展。否则人民怎么取得了胜利呢？“四人帮”这类反党反人民的丑类，怎么终于覆灭了呢？所以，应当将错误路线和人民（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尽管是在错误路线下，也应当审慎地、仔细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美和丑，善和恶，光明和黑暗。只应该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而不该否定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还要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一刀切”，绝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至于肯定错误路线下，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种认为在错误路线下，只能写丑恶、黑暗的东西，而没有光明、美好的东西可写；或者认为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但不敢写，不能写（怕被指责为“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又认为只能揭露（揭露错误路线，这是应该的）而不能歌颂（歌颂人民中间的美好事物有何不对）；只能写压抑沉郁的感情，而不能写明朗向上的感情……这都是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于创作并不利。因为它不符合生活的辩证发展和辩证地反映生活的要求。我绝不反对、并且赞成写一些揭露十年浩劫中的“左”倾错误路线，暴露它制造的丑恶、黑暗和罪恶的作品，包括揭露五七干校中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描写他们内心感受的深沉痛苦，这有助于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题材。同样也可以写在错误路线下存在的光明美好事物和美好、向上的感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能简单地、轻率地认为这样写就是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即使不是歌颂错误路线也被指责为“轻飘”、“不深沉”。比如诗人臧克家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要下干校去，这确实是“左”倾错误路线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诗人并没有屈服。他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由此我想起一个比喻：奉行极“左”路线的人把人投入水中是为了溺死他，（他们确实溺死了不少人！）谁知他在水中反而学会了游泳，如鱼儿一般自得，这恐怕大出溺人者的意外，也不是他们的初衷吧？那么，学会了游泳的人，表现如鱼得水的愉快，难道和溺人者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是赞美溺人者吗？
诗人臧克家剪影（2）
表现与黑暗对立的光明，与丑恶对立的美和善，与痛苦对立的欣悦、快乐的感情等等，即使是在黑暗的环境，即使在逆境中，我甚至觉得这比直接表现黑暗，描写丑恶，要重要得多，可贵得多，美学价值也高得多。同样是写封建社会，揭露它的黑暗、罪恶的作品，为什么《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美学价值要比《金瓶梅》高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写黑暗、丑恶的同时还写了与之相对立的美和善；用极大的热情写了美好的人，美好的感情；写了美好的事物怎样被毁灭，从中也就表现了对黑暗事物的强烈憎恶，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而《金瓶梅》，它展览黑暗、丑恶的事物，却没有站在美和善的方面去有力地鞭挞它们。尽管它在揭露黑暗、丑恶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美学价值不高，甚至还有副作用。16世纪初叶，在罗马发掘出一座雕像，这就是著名的《拉奥孔》雕像群。雕像表现一位老人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蛇绞住时苦痛挣扎的情形。但雕像并没有尽情地展现老人和儿子那难以言状的肉体痛苦的惨相；相反地只表现出轻微的叹息，细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在儿子脸上，甚至仿佛还有一丝微笑呢！18世纪享有盛名的德国文艺批评家莱辛在论述这幅作品时，认为这恰恰表现了雕塑家的高明和伟大，因为他从痛苦中表现了人类精神的美和伟大。那个被蛇缠住的老人和他的儿子，他们肉体上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们精神上对痛苦的蔑视，大大超出了他们肉体上的痛苦。假设艺术家只是一味地追求表现老人和他的儿子肉体上的痛苦，那他决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会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我觉得《拉奥孔》这幅雕塑，对我们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美，汲取善，汲取诗和画———纵然是表现黑暗势力猖獗的旧社会，抑或错误路线肆虐的时刻———也是有启发的。这样，我们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
第二次青春
北京东城区赵堂子胡同的孩子们很熟悉他们的臧爷爷。只要他一出现在胡同口，就有不少小孩围着他。有的说：“爷爷，我要邮票！”有的说：“爷爷，我要烟盒！”……他一出门，衣兜里就带着烟盒，用过的邮票，还有糖块，以满足孩子们的要求。遇有过路的小孩哭了，他就往他们嘴里塞糖块，并安慰说：“别哭，听妈妈的话！”诗人臧克家就是这样：77岁高龄，还保持着天真的童心，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这是多么可贵啊！
他每天接待着本市、外地的来访者，有的是文学青年，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大专院校的教师、学者，有的则是老同行、老朋友，或其他战线的熟人、朋友，还有普通的工人、战士……一天数起，最多达十数起。
他不倦地回复着各地读者的来信。
他关心和注意的方面很多，很广泛，创作很旺盛。他天天写作，天天笔耕。仅去年一年，他写作的散文、杂文近30万字。是的，他仍然处在创作的亢奋期，高潮期，可以说，始自写“忆向阳”诗歌，而至今没有衰竭。去年，他为人题字，末尾的署名：“庚辛隆冬，76岁青年。”他在一首“抒怀”诗中写道：
自沐朝晖意蓊茏，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
确实，不能光凭白发便呼翁。有的人满头白发，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像青年；有的人满头黑发，但是精神状态已“老态龙钟”。这首短诗曾得到茅盾同志的一再称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一到老年，创作力就衰竭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有的人甚至不到老年，只在青年时期发表了几篇好一点的作品，其后就再也写不出新的像样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