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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茅盾往事（6）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起草了一个书面提问，大约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吧，拿去请白尘过目。1958年年末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那时郭老似乎还当着政务院副总理，他住的院落是很宽敞的，环境也好。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郭老写文评介毛主席的《词六首》。郭老为《人民文学》写的第二篇文章，是1962年4月21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的时候，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那天的记忆仍然清晰。见到了郭老夫人于立群，他家大客厅里有很大的桌子，她在那儿练字，画画。她的字自成一家，每个字的个儿很大，敦实、丰润。我们去到里边郭老的小客厅就座，那里挂着傅抱石很大一张画。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随便聊了一些话，我们就告辞了。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是很忙的，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毛主席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毛主席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所以作品描写的生活实景，有时是没有经过这种场景者难以想像的。
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郭沫若自从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列后，常常就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建国后更是这样。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显示对《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批评已经转向，而今该是对着胡风及其同伙的错误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满座皆惊，连坐在主席台上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和作协主席茅盾，也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在其后，茅盾是否表态了，我已没有印象。但是郭老写出一篇大块文章，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当时发表的批胡文章中，这篇分量是重的，也可以说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的定性。其后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好像是以遵命为其惯性。不过这都是声讨、批判别人，而自己平安无事。如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代表了官方意见。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都可以烧掉。这样的表态是足以让广大知识分子吃惊的。郭老看似自我表态，“引火烧身”，但其影响及后果如何呢？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过分，与作者作为浪漫派作家、诗人的夸大的主观性，是否有关系呢？与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紧跟”，是否有关系呢？
郭沫若、茅盾往事（7）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而郭老最终挺直了自己的腰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江青一伙人已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到处“放火烧荒”，连周恩来总理也不放过，梁效、罗斯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已到处传抄。这时，我真觉得郭老冤枉。因为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若干年前看此书时，就明显知道，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蒋介石。明明也是遵革命前驱者之命写的革命文章，换句话说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是郭老1978年辞世后，我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面对这一男一女两个丑类；而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是指的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见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读到此，我非常受感动，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五、郭老和茅公，两位世纪文化巨人的圆满结局郭老与茅盾，这两位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同步的老人是有幸的。他们在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迎来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道新曙光。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年，他们又亲见了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教育、文化，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二道新曙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郭老已经重病缠身，但3月份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仍然带病出席，并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5月下旬中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开会，他的病更重了，无法出席，但他仍写了书面发言，期盼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我国文学艺术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他最后满含深情地说：“文艺界的朋友们，我的心飞向了你们！我的感情和你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他就辞世了。茅盾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到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地，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2001年1月5日写完2月3日改定（本文2001年《炎黄春秋》杂志分两期刊载）
胡乔木和周扬（1）
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