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的人。当得知他苦苦的求爱未被对方接受，这时胡适叫他等待，学生王华莲（兆和的好友）劝他安心教书，友人徐志摩说你如果“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沈决心走开。他在给兆和的信中吐露自己心曲：“……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你不要向我道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账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爱不是自利的占有，爱是为对方着想，爱是牺牲、奉献，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正是这诚挚的倾诉，打动了少女张兆和的芳心。
事实上沈从文无论恋爱或做事，他终身保持了自己的纯朴，这是某些高踞文坛之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无法企及的。历史证明在中国从旧到新的大转折时期，部分左翼文人将沈作为“赵太爷”式“假洋鬼子”、反动派的帮凶来公开声斥，无非制造了一起冤案。但对承受者、对爱国爱乡土，有自尊的作家沈从文，其处境可想而知。正欲“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作品的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写作，也走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坛，因绝望而精神失常。这从本书所收“呓语狂言”中可以看到。然而沈从文毕竟是沈从文，当他精神恢复了，他便振作起来，为他所爱的国家、乡土而埋头苦干，即使相当时期是“跑龙套”式的差事，也认真做好。作为一个富有经验而又敏感的作家，每当接触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又时常引发激情，想在创作上再试身手。读者只要读读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川行书简”，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的“南行通信”，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跛者通信”，便不难了解沈从文那颗爱国爱乡土的拳拳之心，纯朴之性和对文学艺术种种真知灼见。是的，本书提供了关于这位作家最直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值得细读。
说起张兆和，沈从文对她的钟情和婚恋选择是完全对了。她年轻时是难得的外美内秀的女性。跟沈先生结合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岁月，更加证明了，她是外柔内刚，坚强、有识见、有决断的女性。在沈先生最困难的日子，是她给他以力量、信心、勇气、安全感，她不愧是沈先生的爱侣、良伴、贤内助；在那些阴霾沉重的日子，她更给他以温暖、光明、方向感，她是沈先生名符其实的“家庭政委”。读了这本沈、张家书，相信你会与我同感。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1）
今年4月28日，是作家张天翼去世9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下半年起始，直至1983年7月，张天翼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委员；其间从1957年12月至1966年5月，他任《人民文学》主编。天翼是《人民文学》任职最长的主编、编委。这样一位在海内外有威望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担负《人民文学》的领导职务，不能不影响着《人民文学》这本创作刊物的面貌。现仅就我所知，略述几点，以作为对尊敬的老领导、老作家的怀念。
一、先说说天翼的编辑思想。
1957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编委张天翼多次到会并就这个问题发言。给我印象深的是他说的这样一番话，他说：“一个作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爱好、甚至偏爱；但是当编辑就不一样了。编辑也难免有自己的爱好甚而偏爱，然而他却不能仅仅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取稿件。这是两码事。换句话说，编辑的出发点是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服务，他的面更广，他要‘兼收并蓄’。好的编辑即令是自己不喜欢，不合乎自己艺术趣味的稿件，只要是佳作，他同样要选择推荐，这才有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天翼的这些话针对性很强。事实上，一个作家坚持自己的艺术爱好，他可能是个有个性有风格的好作家；但如果他当编辑，只选择符合自己艺术口味的稿件，他就不可能是个好编辑。除非他经营自己小圈子自我欣赏的“交换文学”（赵树理语）。同样，一个编辑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稿件，他也不可能是个完全称职的编辑。这些，都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不利因素。我虽说当了多年编辑，经过天翼这一点拨，对于编辑者的出发点和职责才似乎更加明确了。
“站得稳、放得开”这也是1957年5月，讨论贯彻“双百”方针，天翼反复说明的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当时如何贯彻“放”的方针，编辑部和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意见似乎强调“放”就是一切。然细一思之，仍是不得要领。天翼讲的“站得稳、放得开”则比较透底。站得稳自然是指文学编辑要站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立足点是稳的，便要放手放百花。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作品，不论何种方法、流派，便可以广泛地收纳，而不要有太多的顾虑。“站得稳、放得开”，二者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雅俗共赏”。编刊物要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张天翼一贯的主张。就任主编后更是和副主编陈白尘、李季一起，提高全体编辑的认识，采取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编辑思想。“雅俗共赏”这个要求对《人民文学》这本当年对全国文学创作起着一定导向作用的刊物，是完全必要的恰当的。“雅”当然是指刊物内容、形式的健康、高雅，不低俗媚俗（包括语言文字也要适当讲究，注意语法修辞，不宜粗、滥、恶俗，为此专门请张兆和女士担任《人民文学》的文字编辑）；但“雅”又不宜“曲高和寡”，脱离群众。而“俗”正是要求刊物面向读者大众，应经常了解读者大众的意见、需求，并从他们的合理需求出发，不断提高刊物水平。注意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以及精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戏曲、曲艺、相声等等）的优秀大众文艺作品发表，也是刊物做到“雅俗共赏”———雅、俗结合的一个方面。那时，每年的组稿、发稿计划，都没有忽略这些方面。刊物以显著地位发表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梁斌等群众化、民族化做得较好的小说，固然影响很大；但侯宝林等人的相声，如《关公战秦琼》，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小说。
二、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广泛联系作家和培训青年作者的工作走向制度化。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订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但编辑部也不可忽视对二、三线作家的联系，天翼经常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放长线，钓大鱼嘛”。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应当说明的是，这一、二、三线作家名单被严格规定仅限编辑部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开。因为“线”的划分不一定准确，只为工作方便才制订的。且这份名单也时常调整、修订，并非那样死板、固定。事实上有不少青年作家因其佳作连连出世，很快“升格”入“一线”。也有从“二线”作家那里，钓起了“大鱼”的。一个刊物制定周密的联系作家的名单，并将联系工作有分工地经常化、制度化，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
培养青年作家工作的制度化。天翼向来关怀青年作家的成长。50年代初期，他兼任着中国作协创办的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主任。许多青年作家如邓友梅、刘厚明等常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的创作一再得到他具体帮助。至于女作家李惠薪，远在中学时期便是天翼常接触、辅导的文学新苗。50年代末，文学讲习所（文学研究所的后身）停办，全国范围再没有一个培养青年作者的场所。就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办法，让《人民文学》编辑部每年举办两三期青年作者的读书班。这样的读书班每期邀请学员七八人，十来人不等。好些人来自工厂、农村或偏远内地。他们有实际生活经验，已在地方报刊发表过作品，引起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注意；但渴望开阔视野，提高文化和文学的素养。《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这样的读书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恰像给他们“下了一场及时雨”。学员们来到北京报到后，读书班往往就办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内。天翼让《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兼任读书班班主任，工作人员则由编辑部抽调编辑担任。学员们食宿都在大院内，六周至八周的学习生活，均有周到细致的安排。天翼亲自参加读书班的活动，在开班或学习结束时给学员们讲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天翼的讲课深入浅出，结合创作实践，针对学员们苦恼困惑的问题给以解析，因而深受学员们欢迎。而天翼住家就在作协大院侧边的小院内，学员们向他请教颇为方便。这样，在整个办班期间，早早晚晚，天翼和学员们之间的个别接触、交谈，便难以计数了。当然在办班期间，编辑部还邀请了作协的领导人和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给学员们讲课。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2）
这样的读书班效果很好，当时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新人小说新作，好些便是读书班学员们的作品。学员们除了伙食费自理（有困难的还给以补助），似乎没有听见缴纳学费一说。
三、天翼对儿童文学的关怀。
天翼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前辈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创作精力为儿童们写作。他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儿童文学佳作如《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童话剧《大灰狼》、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差不多全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当然这对年轻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对文学刊物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均起了倡导作用。在编委、主编张天翼带头下，50年代至60年代的《人民文学》很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儿童文学新作家如杲向真、刘真、肖平、任大星、任大霖、柯岩等的儿童文学佳作。在每年6月则出版儿童文学的专辑或小辑，扶植发表了一批更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的作品。
四、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怀。
作为一个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天翼曾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文章。我很喜欢读他的评论，不论谈论创作问题或创作经验，还是评论中外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这是一个真正体会了创作甘苦的作家心得之作，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同时还结合创作实际，不是空洞抽象的一般泛论。因之凡是对创作有兴趣的人，也都愿意读这样的文章，青年作者更是如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翼除主管刊物方针大计，还具体分工联系《人民文学》评论组。他对《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的要求是，多发表有针对性的具体些的谈创作问题的短文或作家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少发或不发空泛抽象的理论文字，这样更便于读者和学习写作的青年接受、理解。总之，评论要结合创作，做到少而精。在天翼具体指导下，《人民文学》的评论版面，果然实现了这些要求。那时有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天翼曾主持过一两次邀请著名评论家、作家参加，谈论创作问题的“神仙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后写成短文，交《人民文学》发表。至于天翼参加《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工作学习会，同大家一起研讨创作问题，那次数就更多了。如版面上发出的评论柳青《创业史》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