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为纲”。当然有一个同学并没有像梁一波那样困惑、迟疑。她虽说感受着种种不正常的压力，仍然无所畏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知识的海洋中努力进取；在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如成立文学社、办墙报等等）中不回避人际交往（包括同异性同学的交往），不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这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青年女大学生岑朗的形象。她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不愿意再将自己禁闭起来，而力争做个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并以自己的行动来打破校园里沉闷、压抑的空气。这样的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但在70年代末期的大学班级里往往被视为有争议的人物。所以评选“三好”学生，尽管被提名，最终仍是通不过。当面对班级里某些“正人君子”的重重压力时，作者描写岑朗“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交织着痛苦、气愤、焦急，却没有怯弱”。但她心里仍然想着，“早过了夏至，是仲夏了”，为何还这样呢？对时令的说法自然含着象征的意味。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至少写出了三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岑朗，一个是略带迟疑、终于赶上去的梁一波，一个便是那“正人君子”、神经衰弱的吕宏，而令读者对他们的生存态势、精神状态产生一番思索。我读完小说，觉得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出格”“犯忌”的地方。至少就我所了解的那时大学里的情况说（例如由于“左”的禁忌或莫名其妙的想法作祟，在一个名牌大学的图书馆，竟不准许中文系的学生借阅《十日谈》和《红与黑》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张抗抗所涉及的那些“左”的或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某些不正常状况值得人们注意。如果认为这样的小说“出格”、“犯忌”，那恐怕是阅稿者的思想还有点跟不上形势。我遂与初审者交换了意见，确定这篇小说应该留用。张抗抗的《夏》于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夏》没有什么争议地获奖。
《内当家》和王润滋
王润滋，人如其名。一个面色红润的中年汉子，那时在烟台地区戏剧创作室当创作员，常住老家威海。80年代初期，他是《人民文学》的一个辛勤投稿者，但那时还没有人见过他。他每篇稿件字都写得很工整。负责联系山东地区的刘翠林编辑，作风认真、细致。王润滋寄来的每篇稿件她都看，不合用则附上一些意见给他寄回去。王润滋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1980年快近冬天，刘翠林对我说，王润滋新近寄来两篇小说都可以用。我说先拿出一篇来用吧。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12期上的《亮哥和芳妹》。但没想到留下的一篇比这篇更出色，这就是《内当家》。
1981年年初，刘编辑和我去山东威海看望了王润滋，才认识了这个讲着一口胶东腔的很“润滋”的人。他是农村人，农村生活的根底很深，又受过中等教育，很早就出来工作，迷恋文学，不大会写戏，却喜欢写小说。
再说他那篇《内当家》，我读原稿后，觉得是当时难得的一篇佳作。作者撷取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人物和胶东农村生活，极其敏感而又大胆有魄力、准确地描写了一个变化的时代，这就是三中全会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而又有气魄有分寸地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对中国怀着友好情意的人们，包括过去的敌人。小说中精心描写的“内当家”———一位极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李秋兰难道不是这样一个形象吗？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摘下了帽子，她没有像他谨小慎微的老伴那样有点儿惶恐不安。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她在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土改分给他们的地主老宅院里照样打井，并且理直气壮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但是突然县上来了通知，说她住的宅院的原主人、与她有宿仇的逃亡地主刘金贵（她的额上至今有这个地主的铜水烟袋留下的疤痕）从国外回到了县上，很快要回老宅院来看看。这是她原来没有精神准备的。果然，打前站的县政府的孙主任登门来访了。他嫌女主人住的院子条件差，“脏”、“乱”，建议封闭正在打的井，将宅院重新布置一番，摆上他运来的沙发、软床等等以接待刘金贵。她虽说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从自己几十年的阅历中却能嗅出孙主任的做派、气味不对。她断然拒绝了孙主任那一套虚假的“花架子”，而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待回乡的刘金贵。院中的井水打出了，她大大方方地端起一瓢又香又甜的家乡水，让这位思乡归来的异乡客品尝，感动得他老泪纵横……如此端庄、磊落、大方的风度，正体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风度！她没有孙主任那样的风派式的奴颜婢膝，也绝不会拒绝接待外来的人。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内当家”的形象，是真实、生动、感人的。我曾问王润滋，这样一个动人的农村妇女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他说：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哦，原来如此。说到“孙主任”这个形象，他说他是有感而发。这几年，胶东地区接待了不少从外边回来的人，就有这种人、这种现象。十年后再来看《内当家》这篇小说，我觉得仍有它常新的意义！十年前，当时确还没有一个作家像王润滋那样胆敢处理这样的题材、主题，并且以较准确的描写来完成它。没有对农村生活、农村人物的熟悉，没有对生活敏锐的感受、精深的思考和魄力，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改革开放十年来我接触了不少中、青年作家，他们对生活敏捷的感受力、思考力和勇敢表现生活的魄力，不是那些尽管也有生活阅历但超越不了自己写作旧路的人所能够企及的。这也正是这些新作家身上最可贵的地方。王润滋曾对我们说，他不知道《内当家》这样写农民和归来的地主的关系有没有把握。他担心有人说这是“阶级调和论”或“人性论”。当然，在这种时候，第一个读他的原稿的编辑们为他拿定主意，就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描写，不是什么“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而是既符合生活真实，也完全符合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的政策精神的。我们建议此稿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3月号的头条。刚刚上任的李清泉副主编（执行主编）看了原稿，支持我们的建议，并且亲自修改、充实了关于小说《内当家》的编前按语。他在按语中写道：“这篇小说，作者以犀利、敏锐的笔触，反映了新时期急剧变化的生活，塑造了一个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形象。……迅速而激烈的生活变动，使有些人陷于迷乱，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形象应是颇有教益的。”他并且说，只要作者们沿着正确方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认真探索生活的底蕴，并在艺术上不断追求和精进，就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收获。年轻的作者王润滋正是这样做了的。”
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王润滋的短篇《内当家》名列榜首。
《 三 千 万 》
——作家柯云路的起点
谁能想像，一篇小说的发表能够推出一个新的作家并对这个作家的未来可以有所预测？我想，柯云路正是以他的第一篇作品，使人觉得他具备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新作家的条件。
1980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收到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投稿，小说的题目叫《三千万》，作者署名柯云路，山西某维尼龙厂供销科工人。这样的来稿每个编辑每天可以收到一摞，它很容易被忽略。有幸的是，它被一位年轻的编辑提出来了，放到复审者的面前：“这篇稿件可以注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争取修改？”这篇稿件被提出来，柯云路被发现，这位年轻编辑功不可没。设若他不提出来呢？不会有任何人责怪他。这个编辑名叫王青风。复审者读了此稿，觉得这篇小说的确可以注意。作者有一种热切关心现实，不是回避，不是绕着现实走，而是睁大眼睛正视现实的精神，恰恰是那时某些作者所欠缺的，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至于作为一个新作者，他的文学技巧尚不够圆熟。小说除了问题提得好、切中时弊（提出了工业基本战线一再追加预算背后的不正之风、关系网及人们在“现状”面前裹足不前、束手无策等等棘手的问题），也还有把握不够准确，艺术表现粗疏、粗糙等等的缺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起小说中那些值得充分肯定的东西，这些缺点还是属于次要的、第二位的。当然，如果不经过作者认真的修改加工，小说已有的长处也就难以充分显现出来。小说将是一篇很遗憾的、艺术上未最后完成的作品。编辑部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定请这位从未谋面的作者来京修改作品。
柯云路来了。他那年33岁。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原籍上海，是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出身于有名的101中学。思辨型的红卫兵，然后去山西农村插队，又被抽调到工厂当工人，而今是在“以工代干”。有了这番阅历，有了十多年来的反思、思辨，读哲人著作，读各种书，读生活这本大书，于是有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柯云路。他话语不多，显然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各种人物、事情持探寻的态度，包括此次调他来改稿。《人民文学》副主编亲自带着两三个编辑，向他谈了对《三千万》原稿的意见。我们肯定了小说对现实中问题的提出（我想起了赵树理有名的“问题小说”和其他一些问题小说），但希望他不要简单化的、粗疏的处理。且不要企求在一篇小说中什么问题都解决。解决问题并非小说作者的任务（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作者不可能越俎代庖）。我们只期望小说在现有基础上得到相对的艺术上的完善。作者的确是聪明、善解人意。他认真动脑子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在改稿中避免了我们担心的那种草率的生硬的修改，而是致力于人物的真实性、说服力（弥补粗疏、简单之处）和艺术上相对的集中、完整。这篇小说经过修改后很顺利通过了，发于1980年11月号小说的头条。编者并加了按语：“作者是一位工人，这篇是他的处女作，艺术上的不成熟处在所难免。但他通过描写工业基本战线上几个人物的矛盾纠葛和斗争，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即人们怎样对待社会现状并同现实中的歪风邪气斗争。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感和一定的吸引力，值得注意。”这篇按语现在读来仍感觉是求实的、有分寸的。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柯云路的《三千万》名列榜首。
《三千万》，这是作家柯云路的起跑点。
美的追求者
——记早逝获奖作家王振武
80年代初期，曾经崛起了一位不算年轻的新作家，他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创作员，湖北沔阳籍的王振武。1981年，他在武汉的文学刊物《芳草》月刊本年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作品描写茶乡一位采茶姑娘和一大学生出身的评茶员相爱的故事。浓郁的湖北西部山乡生活气氛及色调，细腻的人物心理，特别是青年女性心理的逼真刻画，讲究的谋篇布局，不久就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注意，先是被一家大型文学杂志转载；次年年初，被评选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者因之到北京来领奖。就在颁奖期间，他又在河南的《莽原》文学丛刊发表另一短篇《新姑娘上路》，也见出他是位青年女性的心理，和农村各色人物心理、性格描写的能手。这之后，我结识了这位湖北老乡作家。以后，我每次回湖北，总要去武汉歌舞剧院一间简陋的单人宿舍去看看他。他到北京来，也到我家里。他大约比我小三四岁。谈起来才知道，我们曾在中南文艺学院同过学，他在戏剧系学习过，后来就分到武汉歌舞剧院工作。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什么拘束。记得他不只一次同我谈过，给小小年纪的他（那时他不过十三四岁），印象最深的文艺学院几个漂亮姑娘，他一一告诉我这两三个标致姑娘后来的命运，谁嫁给了什么人，其后的遭遇。有个顶漂亮的姑娘最不幸，离婚了再嫁，第二次婚姻仍然不幸。那时我们正青春年少，又是学文艺的，谁个对美的异性不敏感，不欣赏？他说的那两三个姑娘，我都有印象。不过他比我对美（女性美是世间最令人倾倒的美）更加念念不忘。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四十大几了，仍是光棍一条。我猜想，他对婚恋对象的设想，恐怕也是高标准，理想主义的吧，特别在美的水准上，不愿降格以求，这也许是多年来他未婚配的一个原因吧？
我听说，他曾在湖北西部长阳县长期深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