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1978年2月号的处女作《七月洪峰》。
1978年下半年，韩少功已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学习。这时又寄来一个短篇《夜宿青江铺》。这个短篇在少功写来似乎不太费劲，却更加表现了他的灵气儿———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善于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动、深刻的戏剧性场景。这回仍是写一位老干部———地委副书记的形象，他与民同甘苦，作风朴实，深入群众。我没有重读这篇小说，但脑子里至今仍留着似曾亲历的夜景：着装平常的地委副书记带领一群辛劳了一天的民工去一家旅店投宿，而年轻的服务员小姐刚刚洗罢头，却在那儿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的秀发，对那“不起眼”的老头儿代表一群人急不可耐地求宿带搭不理的，最后还一口回绝，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后又出现一个叫“吴党委”的人，竟以“无理取闹”为由，将身份不明的地委副书记扭送到派出所。当然，一旦地委副书记的身份被证实了，可以想见那位代表“区一级党委”的“吴党委”和服务员小姐尬尴的程度。这就是韩少功在《夜宿青江铺》中描写的人物、场景和故事。神妙在于那位梳理自己的秀发而对旅客的问询带搭不理的服务员小姐，我和许多人好像都在生活里遇见过。而那位居然让人家呼他为“党委”、颐指气使，身上并没有半点共产党员气味的人物形象也叫人过目难忘。韩少功再次试笔，确实显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才华———对生活探索（思考、问询）和表现的才华。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最后一期。
1979年开春，韩少功寄来一篇小说《最后四只鸡》，这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读过这篇小说原稿的人，无不感动得落泪。作品以70年代“四人帮”在农村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为背景，他们粗暴地剥夺了社员种自留地、饲养家禽的权利，结果酿成悲剧。一个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曾以十几个鸡蛋和甜酒为集体的耕牛添力的女社员月兰却因为了供养孩子上学而仅存的四只鸡被公家的农药毒死而自杀身亡。作者感情委婉深沉，直面现实，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路线反人民的实质。这是一篇优秀作品，表现了作者的胆识，显示作者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对生活的体认和表现更加深化也更富有作家个人的特色。然而在送审过程中，主编坚持要将《最后四只鸡》这个题目改掉。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的考虑，要冲淡一点它的尖锐性，作品遂被改题为《月兰》。结果载有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4期要目广告登在前，题目仍叫《最后四只鸡》。而刊物出版在后，小说改题为《月兰》。遂在读者中闹出了误会，以为《最后四只鸡》有“问题”，临时抽下，补上《月兰》一篇。从《月兰》这篇小说起始，韩少功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地位，也是正在崛起的文学新军湘军中重要的一员。
1980年下半年，韩少功给《人民文学》一篇新作《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以“大跃进”时期开垦荒地办农场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农场场长张种田，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具备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却又不讲科学、不顾实效，盲目蛮干。他大公无私、生活艰苦朴素，却又强迫年轻人实施清教徒式的生活，粗暴地禁止他们谈恋爱，甚至以奇特的方式———模拟一个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来“考验”年轻人的立场是否“坚定”、“可靠”。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却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独断专行，工作方法简单，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结果阿谀奉承的人得逞，真正爱护领导、敢提正确意见的人反而受到压制……农场以年年亏损、没有效益而终于被宣布解散。这既是张种田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小说中的青年主人公“我”———带着深沉、复杂的感情来反思“茅草地”。我们也从“茅草地”这面小小镜子来思考那刚刚过去的时代的某些人和事。
无疑，小说《西望茅草地》意味着青年作家韩少功的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首先是他对人物和生活的把握更加准确而客观，这正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长期苦苦追索、求索的结果。对生活和人物（包括人物性格、心态情绪等等）的表现，他改变了“单调”，创造了更加接近真实的“复调”，这也是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茅草地”原稿送到编辑部时，初审者和复审者都给予基本的肯定。但送至拍板的副主编那儿，他差点儿给以否定。可这并不奇怪，因为副主编对小说中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形象的描写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自己就是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他对老干部形象的描写自然有发言权。小说组遂传阅了这份原稿，并开了《西望茅草地》的讨论会。小说组全体人员参加，请副主编也出席。这次会取得了很好效果———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小说组的一些同志充分谈了张种田的形象创造值得肯定的理由；副主编就张种田形象把握的某些不足谈了很具体细致的意见，有些很富建设性，值得提供作者参考———于是达成了共识，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作品，争取改成一篇佳作在刊物发表。
韩少功出道（2）
韩少功来京，听取了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建议。小说很顺利地改成，得到了副主编的肯定，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小说的头条。
评定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由张光年（他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主持召集了一次作品的预选讨论会。在这个会上，编辑部一些同志发言，力主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列入候选作品中。张光年认真听取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这就为《西望茅草地》最终入选全国优秀短篇之列创造了条件。
叶蔚林获奖短篇《蓝蓝的木兰溪》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界有一支崛起的“湘军”新军。像这些名字：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水运宪、谭谈、任光椿、何立伟、彭见明等等，在70年代末期以前，恐怕对全国多数读者还是相当陌生的。湘军新军的崛起自然有其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若论人的因素———论其“家世”，两位老“湘军”沈从文和周立波对一代新军的“血缘”式影响则是不应被忽视的。在这株枝叶繁多的湘军新树上，叶蔚林这一枝有其“独秀”的不同于别人的魅力。
“湘军”不全是湖南人。叶蔚林原籍广东，但他曾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湘南一个瑶、汉杂处，风光旖旎，民俗古老，靠近广东的山区，这是他制作最先一批中短篇佳作灵感的源泉。叶蔚林的小说创作在求美求新上自然深受他的前辈大师沈从文等人的熏陶以及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在新一代“湘军”作家中，叶蔚林更是一位文体专家，他的小说文笔之美，遣辞造句之求美求新，讲求韵味，恐怕是与他同时的某些新作家所不及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小说家还是应讲究语言、文字，这样会对你内涵好的小说更增加三分魅力，否则会减去三分迷人的力量。
叶蔚林以一个独具风格的新作家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因为他那个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
叶蔚林在1979年2、3月间将小说稿《蓝蓝的木兰溪》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那时联系中南地区小说作者的是王朝垠编辑。这是个目光敏锐、判断准确、从不轻视无名作者来稿的编辑。但王朝垠事务繁忙，加上要准备去云南前线采访，叶蔚林的小说稿放在他抽屉里，近两个月没有来得及阅读。5月间他要出发了才将叶蔚林的小说清理出来。一看之下，他吃惊了，感觉是这样一篇好小说。他连忙提笔给叶蔚林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抱愧地讲自己不该将他的佳作压了两个月。这才在稿签上写下他对小说稿的评价，快快将稿件交给了复审人。
作为第二个读《蓝蓝的木兰溪》这篇稿件的人，我首先被它优美、鲜活的文字语言所吸引，心里不断生出一种熨帖感，如同自己是一块起皱的布被它烫得熨熨帖帖、美滋滋的。像这样的写景：
菇母山腹地，有一道清流，人们称它木兰溪。木兰溪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挽起两岸错落的村寨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组成了木兰溪公社……
像这样的情景交融中写人：
……明月初开，夜色清朗，傍山小径，浓重的暗影，刀也割不开，针也刺不透。我走着，仿佛潜游在凄深的海底，而山上人家那些疏落的灯光，就像海底的磷光。没有风声，也没有虫鸣，深山中极度的幽静，使人感到恐惧。就在这时，这边山，那边山，广播突然响了！一阵洪亮的吹奏乐，迎面扑来。霎时间驱散了黑暗寒冷和寂静。接着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圆润，那么柔美。它揉和在空气中，颤动着，流转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播音员讲的是瑶话，我完全听不懂。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懂的语言，却包含着无限的内容；正如没有歌词的乐曲，更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联想到流泉和清风，蝴蝶和鲜花；联想到阳光在绿叶上波动，鱼群嬉戏在涟漪间……我知道说话的人，一定就是赵双环了。我努力想象她的模样，但想不出来。
是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容颜美、心灵也美的山乡公社年轻女广播员。这样年轻、单纯的女子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极易被某些地方小权势人物所利用，一下子送给她们许多荣誉，什么劳模、党代表、学毛著积极分子等等，但她们不过是这类权势人物兼封建家长攥在手中为自己往脸上贴金、升官的“奇货可居”的工具。他将她同人群、社会隔离开来，甚至连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护”、监视，更不用说自由谈恋爱，那是“大逆不道”，万万不许可的，必定要受到他严厉的惩治。小说《蓝蓝的木兰溪》所写的正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古老山乡一个美丽女孩赵双环和她年轻情人的命运悲剧，极“左”路线和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摧残美好、善良人性的悲剧。这样的主题和真实故事，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9年，自然有其积极意义；更何况作者动人的语言艺术，又给作品增添了光彩呢！所以我支持王朝垠对小说稿的推荐，小说经执行主编终审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但当时发的位置并不显著。其后在1979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蓝蓝的木兰溪》没有争议地入选全国优秀短篇。新作家叶蔚林来京领奖，头一回站在北京的公众面前。他是一个40出头微胖的中年人，那灵动的眼神闪烁着广东人的智慧。
张抗抗获奖小说《夏》
张抗抗成名较早，70年代后期即出版过长篇小说《分界线》。1980年春天，她给了《人民文学》一个短篇《夏》。编辑认真看了稿，郑重写了意见，认为此稿不宜用，拟退。当时编辑部曾有一条规定，凡是知名作家的稿件编辑觉得不能用的应送交复审人过目一下，这是出自一种尊重作家的慎重考虑，于是我成了《夏》这篇手稿的第二个阅读者。
《夏》是我那时读到的第一篇写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夏》写的什么呢？写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刚刚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们遇见的令他们困惑的一些问题。这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而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而另一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的那些自以为“最革命”的思想）长期对人们精神的禁锢并不会自动解除，也没有消除。于是发生了新、旧两种思潮的碰撞、激荡，通过人们的不同做派、行为，通过人际关系表现出来。大学生活也不例外。张抗抗正是敏感地写了这一时期大学校园的真实生活。青年大学生梁一波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收藏一帧同班女同学送给他的少年时代的泳装照片，会在班级引起轩然大波？嘁嘁喳喳的议论不说，党小组长、一位叫吕宏的女同学正儿八经地找他谈话，寻根究底地追问他和那位女同学的关系，其后又暗中窥察他们的行动，弄得他无所措手足，为避嫌疑只好回避与女同学来往。政治课考试，一位女同学回答班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时，说是获取知识与知识贫乏的矛盾，竟被扣除30分，其原因是她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有一个同学并没有像梁一波那样困惑、迟疑。她虽说感受着种种不正常的压力，仍然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