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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作者这最后一笔可以说完成了处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过渡年代一个精神上既有旧式小农的弱点和局限（如器量狭小、眼界不开阔等等），又极力寻求超越并确实已有所超越的新时期农民极富个性的形象。他在中国文学的农民画廊中可以说又添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形象，而这既旧又新的农民形象恐怕确实还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烙印。
这篇佳作没有争议地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但是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年度评选会上，这作品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有的老作家似乎认为作者写的是农民的落后面，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似乎应该完全是大公无私、身上没有半点小农私有制痕迹的农民；第二，既然不是先进农民，而是“中间、落后”状态的农民，那作品的价值就该打折扣了。有人甚至说高晓声写的是个阿Q式的农民，作品没有什么“出新”之处。但是更多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意见，还是充分肯定这篇作品，肯定陈奂生形象创造得成功。他们认为，在陈奂生身上无疑有一些旧式农民或阿Q式的东西，但这本来是中国农村因为经济不够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而长期存在的东西，难道能不正视吗？其实，这正好表明作家非常熟悉今天中国真实生活中的农民，采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如果以为陈奂生身上完全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时期生活发展变化带给他的影响（例如，他虽然说是业余经营小买卖，却也参加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他在精神境界上力求超越自己小农的狭隘性、局限性），也是不符合这个形象的实际的。经过一番讨论、评议，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小说《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荣幸地入列。
从维熙《远去的白帆》，从退稿到获奖
最近十年是个变革时期，文学创作亦复如此 。但正因为处在变革时期，一些富有经验的刊物负责人，他们虽然做了不少好事，拍板推出大量优秀作品；有时也难免发生判断的失误，差点让好作品难以面世，成为“遗珠”之憾。这样的例子不难举出。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的命运便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例。
大约1981年9月，那时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正在准备即将发稿的第11期刊物的小说稿件，但是一时却找不见“叫座”的作品。正自发愁，我的朋友、画家李焙戈送给我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帆》。这是一份已排版、插图就绪的16开清样。原来李君取自北京市某大型刊物，本已安排刊出，临时抽下来了。我读后，觉得这是从维熙的一篇佳作，虽说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所写几个误入缧绁中的人物，如作品主角之一，被误认为“惯窃”的17岁的小“铁猫”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6岁的“小黄毛”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叶涛、黄鼎等知识分子的同情，闪现着远未被磨灭的人性的光辉。此外作品所写廉洁奉公、却未脱蒙昧状态的“罗锅”队长，被错整为“右派”而一身正气的红军战士、老队长寇安老人，还有那位狼性未改的前军统“少尉”，均给人栩栩如生的印象。我想不清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出版？遂写下我自己对它的分析评估，将它郑重推荐给刊物的负责人。我没有料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的刊物负责人却将这篇作品否决了，并写了长长一封信给作家从维熙。信中几乎没有具体谈《远去的白帆》这篇作品，却大发关于题材问题的议论，并劝告作者，最好再不要“从粪土里去寻找黄金”。（这是我记得的信的大意。）看了这样一封长信我吃惊得愣住了。这位我尊重的负责人将这件棘手的退稿之事交给了我。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从维熙家。见面后，从维熙阅信，显然同我一样，难以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高见。（虽然出自编辑的“规矩”，我并没有在维熙面前表示对这位长者高见的不满。）
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
与《远去的白帆》类似的遭遇，我还想起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后来也获奖，但当初曾被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基本否决，而编辑们努力为它争取了个“请作家修改”的待遇，这才说服了那位负责人终于同意在刊物上以“末条”地位发表。
我并不觉得《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最好的小说，但发表还是可以的，至少不应被否决。之所以被否决，是不是因为它较早地提出了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样的问题？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一位中学教员长期不娶妻却在自己抽屉里锁着一张青年女子的照片，因为这事而招致“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其实，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算不得什么啊，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拨乱反正中已经做了的事，有何犯忌呢？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1）
在大地已经开冻，正在日渐变暖的时刻，处在一家历史“悠久”（与新中国同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上的人，如果说要制定计划、“主动出击”，例如寻找1957年及在以后陆续“失落”的作家，那么，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字，这些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人不能够忘记。记得当时为寻找而列入名册上的有：王蒙、张弦、陆文夫、方之……还有一位有神秘感的李国文。历史上这些作家跟《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均有一番不寻常的“因缘”，或者第一篇成名之作是在该刊发出，其后又因此而遭受数十年厄运；或者成名之后一些有影响的佳作是在该刊登载的。
在1977年、1978年之际，很快知道了其中一些人的下落，王蒙远戍于新疆伊犁的霍城，陆文夫、方之在江苏偏远的县份，张弦在安徽一个工业城市……编辑部立刻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978年、1979年发表了他们的新作。他们的佳作很快产生了全国影响，有的正意味着他们的复出。
但是还有一位李国文，似乎姗姗来迟。
李国文为什么有神秘感呢？这得从他1957年突然作为新作家露面又迅即消失说起。
那是1957年炎热夏天的5月末、6月初，到处在动员鸣放，尤其意识形态部门、文学艺术部门，上边一再批评“放”得不够，于是党内、党外、机关内外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举行了，鸣放得热火朝天，刊物则要求进行改革、革新，以便容纳更多的各种风格、流派，或探索性质的作品。《人民文学》刚刚“换马”，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篇文章被通知“准备检查”而离开了编辑岗位，改由从作协机关一个部门刚回到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主持编政。李清泉在作协领导的支持下，正情绪高昂地筹备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
一天，一位身材稍高、不胖不瘦的青年来小羊宜宾胡同三号的编辑部送稿子，当即安排小说组编辑崔道怡接待。编辑部在秦兆阳时期已形成一种风气，一旦有谁发现一篇好作品（好小说，好诗，有创见的论文），立刻在编辑部内奔走相告。而好的小说，无不想“先睹为快”。崔道怡接待的这位青年作者名叫李国文，陌生的名字，“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一次送来的五六个短篇，立即在编辑部造成一股小小的“旋风”。很短的时间内，这五六篇小说，差不多有关的编辑以至评论组编辑都传阅一遍，并且议论风生。这实在是一束有特色的短篇，这个李国文“投掷”的是“集束手榴弹”（借用胡风先生语）！这些小说，涉及城市生活、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方方面面，不仅见出作者有较深广的生活根基，且有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的灵魂独到的观察、感受、解剖，这后一点是颇为难得的，远胜一般生活底子薄，或有生活阅历而没有形成艺术见解的作者。再则，这些短篇小说的技巧圆熟，一般来说构思精巧、剪裁得当、文字精炼（没有多余的废话），读这些小说，使人想起一些成熟的小说作家而非一般青年作者的作品。我当时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些小说富有朝气、锐气，让我们想用中国古诗词中“斗尖新”这个词来形容它。“尖新”在这里不光是新鲜、新颖的意思，还有年轻人对生活里某些不合理或畸形现象尖刻嘲讽的意思。但完全是坦诚、善意的。“斗尖新”也就是竞尖新。这个年轻人在生活里、写作上或许都有点儿锋芒毕露，要显示一下自己在小说创作上小试锋芒亦能出奇制胜。这只要读读后来发表的《改选》，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这篇小说对工会的改选（搞形式主义的树“样板”等等）含有嘲讽的意味；而人物的处理（受群众拥护的老工人突然在改选中死去）、小说的结构、结局等，确实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一个年轻人要以自己创作的作品闯入文坛，我觉得正需要这种冲劲、锐气、“斗尖新”的精神，这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值得宝贵的。且说当时编辑同仁们对这一束作品如何处置，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将这“集束手榴弹”一次抛出来，在刊物上推出一个新作家；有的则主张慎重，先发表“最有分量”、艺术上也相当出色的那篇《改选》，这同样会发生影响；有的则因小说内容、写法之“尖新”而怀疑会不会犯忌，主张小说不要着急发出而从容计议，或许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年轻的作者。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不久，6月8号《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形势急转直下。但李主任并没有动摇，而是很坚定地大体按原计划编他的7月革新特大号，包括发表新作家李国文的小说。而此时他更觉得在如此大的风浪中，先选择一篇发表为宜。人们不能不佩服李清泉的胆识，他居然将新作者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表在7月革新特大号的头条，这样做法，无论就支持一位新作家或支持这篇内容尖新独特可能带来争议、风险的小说来说，都是大胆、有魄力的。李清泉这样做了，7月号革新特大号刚出来曾受到作协一位领导人的祝贺。可是好景不长！李清泉在随即开展的反右派中被划为“右派”。李之划右，7月号“集束手榴弹”式地抛出一批“毒草”———人们不应忘记7月号刊物的头二三条小说《改选》、《红豆》（宗璞作）、《美丽》（丰村作）当时均遭挞伐，经过二十多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被收入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集子中———不能不是他的一宗大“罪责”。而更加悲惨的是刚一露头的青年作家李国文劈面挨了沉重一棒，在所属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据说《改选》这篇持善意批评的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还了得！这个在全国文学刊物刚发表了头条小说的李国文，也因为这篇小说，而很快地神秘消失了。跟支持他的李清泉同命运，但是遭遇比李清泉更惨。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2）
在1979年，文学处在百花齐放的第二个春天（1956—1957年应是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决心找到这个李国文。
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偶然从铁路系统编的一册反映自卫反击战的报告文学小册子中，见到李国文这个名字，这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李国文呢？很可能是，1957年他不就在铁路系统工作吗？很快从铁路系统一位作者朋友那儿打听到他的单位、住址。恰巧这时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来消息：李国文有一部长篇稿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