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被水浸泡得通红的手。这时我才看清她那白净却很平凡的面容，无论如何同我想像的是大不一样。她平凡的容貌尤其是她平凡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想，也许正是她这种普通人的平凡，使她能深入战地、农村、工厂、车间、里弄，跟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并亲近其心灵、性格，不断激发自己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茹志鹃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新作，有些就是以街坊、里弄的大妈、婶婶作为描写对象的，并且再次取得了成功，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如愿》、《静静的产院》等短篇。而在写作风格上，她也有了变化，由诗化的抒情风格一变而为细腻的心理刻画与叙事。作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风格的不断变化、发展是很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作家自身人生阅历和感受、思考方式等的变化，一方面是客观现实生活、描写对象等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作家创作风格的改变。如果停滞不变倒是十分奇怪的事。
改革、开放的最初年月，70年代末期，茹志鹃有两个短篇列入获奖短篇的候选名单，这就是发表在《收获》上的《草原上的小路》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两篇各具特点。《草原上的小路》刻画人物见长，思想内涵也颇有独到之处，丝毫未将粉碎“四人帮”后的现实（人们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简单化。《剪辑错了的故事》是1979年初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女编辑杨筠推荐给我的。随即在该刊1979年第3期发表。它构思新颖，提出的问题深刻。这是一篇重新估量和思考“大跃进”时期的现实的小说，它将现实（“大跃进”时期）和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现实和梦幻（未来反侵略战争）交错、对比起来写，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和“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强烈对比式感受，尖锐地批评了“左”的指导思想下的“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等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它不仅导致物资匮乏，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能不使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发生忧虑，不能不热烈呼唤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快快回来！茹志鹃仍保持她那抒情和叙事、明快和细腻结合起来的作风，人物和背景真切而生动；不过在这篇新作中更见出她文笔之凝练、犀利，观察和思考之深。在当时出现的一批反思和批评过去的作品中，《剪辑错了的故事》无疑应属上乘之作，也是作家们在新时期重新认识和再现现实的一篇“潮头”作品。在全国优秀短篇评委会评委们的讨论中，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获奖呼声仍高，得票不少。不过在年度评奖中，作家的作品只允许一篇得奖。评委们经过一番权衡，遂对《草原上的小路》割爱，而取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并且名排第三。可见评委们充分估计了这篇作品的价值。
陆文夫的《献身》
中国几十年来致力写短篇小说的作家，陆文夫是其中一个。他的小说时时产生了影响，这在建国以来不平静的岁月里，不能不给他本人的命运带来一些波折。
他最早一篇有影响的短篇，是5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巷深处》。这篇最初的小说如同它的标题那样，至少显示了年轻小说家别致的取材、独特的生活视野；更不用说他那叙事明快，含蓄、凝练、沉稳的个人风格，文如其人。
我第一次见到陆文夫，大概是在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大会上。那时作为青年作家，他已崭露头角。但他并不自满，有许多的创作构想等着他去探索、去实现呢。然而为时不久，他和几位青年作家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见诸文字，形成一篇小小宣言，说文学是一种探求。他们要通过文学探索人生、探索社会……（这并非“宣言”的原文，是我记得的大致意思。）也就因为这篇公开的“宣言”，他们这个小小的文学组合，竟在1957年遭受批判。有三位青年作家被错划成“右派”。陆文夫虽没划右，但长期下放劳动。
陆文夫是个对生活与文学都很认真、执著的人。他在工厂车间劳动，和师傅们处得很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工种的技术；甚至自己充当师傅带徒弟，也足胜任了。
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陆文夫陆续给了《人民文学》几篇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像《葛师傅》、《二遇周泰》都以头条地位发表。这些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刻画了工人师傅的品格、个性，读来亲切、有味，完全摆脱了一般写工厂生活的小说那肤浅、做作、沉闷、枯燥的缺点，见出陆文夫生活功底之深。而短篇小说的技巧、也是圆熟讲究，引人注意的。就连那篇轻巧、活泼的《介绍》（以介绍恋爱对象为题材），它的人物描写及场景，也是让人过目不忘。这些内容健康、向上，又是“表现工农兵”的小说，在60年代初期出现，难道不是创作上可喜的收获吗？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上的努力，难道不应当受到鼓励吗？
是的，陆文夫的这几篇小说新作，引起了向来关心文学创作的兴衰、热情奖掖后辈的茅盾先生的关注。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细致分析、充分肯定了陆文夫在短篇小说领域新取得的成绩，并期望他继续奋进。
茅盾先生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中外闻名的中国老左翼作家。又谁知，茅盾先生的鼓励，反而给陆文夫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1965年，他再次被下放劳动。这件事，今天的读者听来难以置信，恐怕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者判定我在瞎说八道了。但是陆文夫第二次被下放劳动锻炼的遭遇，毕竟是事实，且鄙人略知一点它的背景。
原因是当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十分响亮了。全国文艺界权威的负责人在内部讲话中遂将茅盾先生在报刊上写文鼓励陆文夫和另一位青年作家胡万春，估计成“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现象之一例，这是笔者亲耳听见的。这样的讲话不能不传到陆文夫所在省的文联，于是方有对陆文夫采取的第二次下放措施。其实，即便是某个“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作为“青年”的陆文夫又有何辜呢？他的言、行没犯什么错误呀！
粉碎“四人帮”，文学创作事业开始复苏，《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者没有忘记陆文夫、方之等等这些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探求，有才华、曾经活跃一时并支持了《人民文学》的作家。经多方打听，才知陆文夫、方之等被下放在偏远县份，尚未回省城，赶紧书信联系。于是在1978年春陆文夫寄来《献身》、方之寄来《阁楼上》。这两篇小说分别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和第3期。陆文夫的《献身》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为故事线索，写了一个正直不屈、一心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鞭挞了投机钻营靠造反起家的丑类。这篇小说保持了陆文夫的创作水平。于同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在今天看来，它更大的意义是象征了陆文夫的复出。作为小说的技巧及内涵深度等等，我觉得陆文夫其后是一篇比一篇更佳，给人印象更深，如《井》、《围墙》、《美食家》等等。然在1978年上半年，像陆文夫、方之还有其他一些作家，这样勇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贡献，那是了不起，也是他们几十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继续。记得当时有位在“四人帮”当政时期主持刊物工作的人背后曾对他的朋友说：《人民文学》这几期发的小说（陆文夫、方之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
意味深长的是在1978年全国首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大会上，复出的周扬会见了陆文夫和其他一些获奖作家。周扬在授奖大会上发表讲话，特意肯定了陆文夫他们当年的“探求”。周扬说：短篇小说的作用应该像轻骑兵。什么样的轻骑兵？我看是侦察兵、是哨兵。周场还说：短篇小说将来恐怕也要革新，所以要探求，要做侦察兵、开路先锋……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时期，短篇小说要起到它的侦察和探求的作用。
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
如果说，何士光是一位来自偏远山乡、写新时期农村变化脱颖而出的新作家；高晓声则是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虽说年纪不算老）。那时他已在一家大型刊物发表受到好评的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他算是改革开放年代复出的作家。50年代初期，他已发表短篇小说《婚约》，不幸在创作的探索过程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70年代末期才为他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同《人民文学》这家杂志以前打交道不多，发表了《李顺大造屋》，《人民文学》编辑才向他约稿。1979年8月，他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漫长的一天》，这个短篇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说是1980年2月在该刊发表的《陈奂生上城》，带来了轰动效应。
跟何士光《乡场上》集中描写乡村生活中一个戏剧性场景刻画人物以及它相当凝重的正剧风格不一样，《陈奂生上城》是通过一个农民进城的一番戏剧性经历来展现他的心理，小说写得轻松、诙谐，富有喜剧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陈奂生上城》也极其自然、得心应手地写了农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精神、心态上的变化。因为细节刻画的活龙活现、生动如见而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我读《陈奂生上城》这篇手稿，对于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漏斗户主，可能是当地语言，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农户）的种种行径，例如他在秋收忙过之后，趁农闲进城卖点自制的小食（当地土话叫“油绳”，可能是自制的馓子之类），“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他精打细算，能节省则节省，恨不能将一文钱掰做两文用；他进城从来不坐公共汽车，而是靠健步如飞的脚步奔三十里；他为了心疼那卖“油绳”赚来的得之不易的三元钱（准备买一顶帽子的花销），不愿住、也住不起旅店，宁愿寒风中在车站的椅子上将就一夜，结果冻得得了重感冒发烧昏迷……对这些在某些城里人眼中是吝啬、“抠门儿”的行为，我实在笑不出来，而是抱有三分辛酸、七分同情、理解的心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虽然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已经使不少人开始脱贫、甚至走上富裕之路，但是在不少地区，不是还有成千上万像陈奂生这样的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人吗？他们进城、办事的样子恐怕跟陈奂生差不多，他们还是处在节衣缩食的状态（虽说比起过去，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像陈奂生那样，他们会想到冷天要买一顶新帽子），在花钱上他们不能不精打细算，恨不能一个掰成两个用。你也可以说他们“小气”，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是物质基础如此，能怪有求实精神的农民“小气”吗？作者描写陈奂生有点怪怨县委书记将他这个熟人、“朋友”的农民安排住进一晚上五元钱一间的单间里，这固然体现了领导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可他是否理解贫苦农民的艰辛？这五元钱够他买两顶帽子，够他做七天工才找得回来，他难道不心疼吗？看到这里，我也没法笑话他，倒是跟他对县委领导的观感抱有同感。当然，作者确实写了陈奂生住进单人房间后的一些笑料，比如，看见照得见人影的地板、走廊，不敢穿鞋走路；不晓得沙发是什么，不敢轻易坐，怕坐瘪了。但这仍然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你说他有点愚昧也可以），我觉得作者是怀着善意来写的。当然忿忿然算计着自己“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坐“弹簧太师椅”，再也不吝惜踩脏地板，甚至拿起干干净净的提花枕巾就来擦自己的脏脸，这实在有点小农民的“恶毒”，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作品最后，作者写陈奂生离城后的心态，先是算计来算计去，似乎觉得进这趟城不值，亏了。后来精神豁然开朗，想到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竟有幸接受一县之长的县委书记的关怀、恩宠，这是旧时代不可以想像的，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也是难得有此机缘的；作为领导的客人，居然住进高级招待所，领受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享受滋味，这不是很了不起的吗？这精神上的大满足，眼界的大开阔，难道不顶五元钱吗，难道不是拾到了个大大的便宜吗？读到这里我不禁开怀大笑了。作者最后写道：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