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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个是：在整个文化、文艺部门“洪洞县里，已无好人！”所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那位新上任主持文化部工作的副部长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7。 林默涵同志4月7日讲话
1966年4月7日上午林默涵同志在华侨大厦会议室里给作协专业创作会议的代表讲话。他的讲话包括当前文艺工作的形势、根本任务、错误和教训、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等方面的内容。
讲到文艺的形势，他说，十中全会毛主席抓了阶级斗争，1963年、1964年两次对文艺工作批示，文艺战线开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三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果。最突出的是京剧革命，攻破了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带动了整个文艺。
讲到错误和教训，他说，近几年来———1961年，1962年，文艺从哪些方面破坏和反对社会主义？1。 从历史方面，厚古薄今，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封建复辟活动，有的学者甚至给孔夫子磕头。普遍借历史人物、事件，影射攻击现实，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戏剧、小说借古非今，让古人来替他们说话，如田汉的《谢瑶环》、吴晗的《海瑞罢官》。2。 从丑化歪曲现实生活入手，攻击社会主义。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出得很多，因为没有古人外衣掩盖，因此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企图通过对今天的现实丑化歪曲，攻击社会主义，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怀疑，认为大多数人民、农民也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连会议就是这样，很反动的。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照这样，不是帝王将相，就是中间人物、动摇分子，加上风花雪月，轻歌曼舞，怎么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所以说，没有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执行党的政策。夏衍、田汉利用文化部、文艺团体来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为资产阶级放行，开绿灯，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抹煞、排斥。田汉对革命现代戏一笔抹煞。他是权威，许多地方是听田汉的话还是党委的话？这成为一个问题。夏衍对工农兵电影轻视、抹煞……他搞的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所谓“离经叛道”，反党反社会主义。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7）
讲到文艺队伍是些什么人，他说：一部分是解放前的，一部分是解放后的（不居领导地位，他们也是跟着老一辈学习）。主要是解放前的，执行政策起作用的，大部分居于领导地位，如文化部、文联各协的领导，特别是30年代文艺家。总的说，他们是解放前到的解放区。从阶级出身，绝大部分是地主、破落地主、中产阶级家庭。从政治观点来说，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反帝反封建要求，所以反对国民党。很多人走向共产党甚至加入。他们的文艺思想更复杂，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有的人受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影响，如鲁迅。有的受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影响，如茅盾。还有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如郭老。还有唯美主义，如田汉就是唯美主义者。还有苏联教条主义影响，教条主义也是资产阶级。领导骨干，周扬同志讲除鲁迅先生，有两类人，一类，大革命失败，从革命实际斗争里退下来的。（两种人，一种人拿起武器上山，另外一种人退下来搞文化。）他们对实际斗争感到疲倦、幻灭、动摇……还有一类，是从外国回来的，脱离实际，不接触工农群众。队伍杂，思想乱，随着革命的前进，必然要不断地分化。有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另外些人后来参加了实际斗争，得到了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分化出去，如上海的杨邨人、周全平。有些后来分化出去，如萧军，民主革命的关都没有过去。有些人没分化，保护过关，如丁玲，但还是保不住。田汉、邵荃麟、夏衍同右派的联系是很深的，如夏衍跟右派吴祖光的二流堂。问题是没有吸取教训，辜负了党的保护、期望。三年困难时期又打起资产阶级旗帜向党进攻，还是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夏衍自己讲，他是作为忏悔的贵族参加革命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叛逆者）。他对旧的东西无限留恋。对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批判。他对旧家（大地主宅第，可居住500人）的没落，很深的惋惜的感情。（按：夏衍在抗战时期曾写过《旧家的火葬》一文，他对旧家在战火中毁灭，虽然有痛苦，但主要倾向，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笔者。）对旧社会没有揭露、批判、仇恨，对知识分子无限同情，同情知识分子的缺点，带着眼泪来写知识分子。政治上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夏衍、田汉、阳翰笙极力美化30年代。30年代不是一无是处，有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部分人不是，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的人还不彻底。整个文艺路线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上海党组织当时政治上就是王明路线，文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更不可能解决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所以，要破除对30年代的迷信，否则会贻害无穷。
讲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说，要有破有立，改造队伍。不破不能立，要坚决斗争，毫不留情。这回是一次很大的批判运动。胡风批判不彻底，很快转入反革命组织问题。反右派主要是政治斗争。这次批判，规模最大，接触问题最多，碰到的人也最多，将来还要批判经济学方面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按：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笔者），有重要意义的，我感觉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的很少，置身事外。1。 是不是不赞成这个批判，理由是搞得太厉害了，妨碍积极性了，大家不敢动笔了。什么积极性？资产阶级的叫唤，不写东西不写算了。如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没有人会妨碍。2。 说批判面宽了，全国有将近60个公开批判的。但主要问题是批判得对不对。帮助其改正，教育广大群众，对革命有利。
默涵同志的讲话据我所知，是中宣部负责人、文艺领导人在讲话中首次由批判三条汉子进而批判整个30年代文艺。
1966年4月下旬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传达后，人们才知道，默涵同志在讲话中是提前讲了“纪要”中的一些精神。当然他是通过自己对30年代文艺和文艺家们的认识、体会讲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说要将这些文艺家们统统打倒，而是主张在批判后帮助其改正，这是跟江青们不一样的。他不能设想，连他这样“没有人会妨碍”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也要被取消；连他这样虔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老同志也要被打倒。因为他的“提前”，1966年5月份在江青插手的一份重要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他被说成是“剽窃”“纪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7月份在中宣部挨批斗后，先是长达9年的秦城监禁，后下放江西并不让回北京。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他才回京。
8。 江青的“纪要”发表，12级台风起来了
江青的“纪要”传达前，作协负责人刘白羽同志在党内先看到。他对左右说：“中央有个文件要下来，下来了将刮起12级台风！”的确，台风是大灾害，不仅摧毁人畜、房屋。12级的“文化大革命”台风是怎样在作协肆虐的，且看下回分解。
爆 发
1。 张、姚露脸
1966年5月10日，新华社通知各报刊负责人去开会。在礼堂里，只见首都各家报刊的负责人坐得黑压压的。《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同志去了。《人民文学》是派我去的。会议主持人说：“请张春桥同志传达中央通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8）
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道：“1。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2。《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按：张春桥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并没有照办。可见张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令”并不是处处得手的。———笔者。）
这大约是张春桥跻身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脸。《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此文通知各报刊全文转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文艺界熟知他们的人很多。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工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他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发在该刊1958年第6期。可是曾几何时，张春桥的调子完全变了，他也“决心大变”。他们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上海市开作家代表大会，巴金同志发言，他们向巴金大打棍子。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整巴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张春桥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他像是“忘记了”，几年前你不也在为“反共老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
姚文元因家庭出身不好（乃父姚蓬子是鲁迅先生批评的有名的“转向”人物。6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会上露面，我因之得见尊容），一向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左”得出奇。我记得他曾写文章批评四川作家榴红的短篇小说《新校长》。《新校长》的一个情节是写这个年轻的校长跳进水中去抢救溺水的儿童。姚文元批评这篇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按照他文章的逻辑，这位校长只有见死不救，才算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可是却还要披一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文艺界许多作家视姚文元为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是姚文元当时为谋求在文艺界站住脚，混得一点名声，也曾写过一些赞扬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如赞扬郭小川的诗，王汶石、浩然等的小说。他也可以在短时期内，随气候的变化，而前后判若两人。1956年下半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某天，姚文元对与他同住上海一家招待所改稿子的王贤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说：秦兆阳的文章写得好，他很欣赏。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姚文元成了批判秦兆阳“修正主义逆流”的先锋。
像张、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的图书馆、书店，不准出借、出售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要通统收罗“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