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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总理的讲话在说到西方19世纪文学时，他说：要批判，先要介绍。介绍时，我赞成最好写个序言，指出这些作品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陈毅副总理讲话涉及19世纪文学时，他说：无条件崇拜不正确，无条件否定也不正确，应该采取承认长处，抛弃糟粕，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学习、创造的态度。这样，会议的批判调子也就降温了。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2）
（载《读书人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上）
本文不可能全面叙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化大革命”，只做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和记载而已。
转 折
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初的反国际上修正主义，自1960年下半年起始，中国走向了全面调整时期。农村工作先是有“十二条”，后来又有“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高等教育有“七十条”（后改为“十四条”），文艺有“十条”（后改为“八条”）。这些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以求实精神制定的，也可以说都贯彻了反“左”的精神，为的是使中国的经济、教育、文艺等，重新复苏兴盛。文艺界的权威刊物《文艺报》在1961年第3期率先发表《题材问题》的专论（张光年执笔），提倡广开文路和言路，“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指出在题材上“如果把描写正面人物、描写新人新事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处理喜剧性、讽刺性的题材，描写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作品就会受到压抑”。发表专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解放文艺界的创作生产力。1962年，文艺界有两个盛会，一个是3月的广州会议（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工作的会议同时在广州召开），一个是8月份有大连会议（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3月，笔者正在广州组稿，有幸聆听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十分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其性质属于劳动者之间的联盟，这就从根本上摘掉了长期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陈毅还当场对挤满报告大厅的听众———科学家、剧作家知识分子们行“脱帽礼”，为剧作家海默平反冤案。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和举动在当时的知识界文艺界到处传诵，给了全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大连会议是中国作协召开的，主持人是作协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邵荃麟，我被派去担任会议记录和参加文件的保管、发放等会务。会议的参加者是一批最活跃的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康濯、西戎、李準、李束为、刘澍德等等。会议同样是贯彻中央的精神，与会作家畅所欲言，谈当前农村的形势、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批评前几年“左”的指导思想对创作的干扰（如把浮夸当作“浪漫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等。）邵荃麟的几次发言归纳、提炼了大家的意见，同时贯彻了上边的精神。他说，作家要认识社会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而不宜作简单肤浅的或超越阶段的估计；社会主义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使三者的利益统一起来（党的正确政策正是这样制定出来的），而不宜简单地抹煞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记得当时发给大家参阅的中央有批语，陶铸、王任重批发的广西某些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试点和河北沧州某些地方借地给农民的文件）。邵荃麟热望文学创作恢复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他说创作要深深扎根在现实土壤中，根深才能叶茂。他还主张人物形象的创造应当多样化，英雄人物固然要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于“小”人物都可以写，而有些作品常常是正面人物（英雄）、反面人物（敌人）这两极，中间人物被忽略了。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应邀出席会议并多次讲话。中宣部文艺处派人参加了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讲话。我印象深的，他说，作家要写你所见、所感、所信的。你不相信的就不要写嘛！如1958年大跃进中的某些虚夸的东西，你不相信，还要写，还教人去相信，这多难哟！“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去看一位老教授，那教授说，你们大跃进中有些事情就譬如要一个人去买不合脚的鞋子，尺寸相差太远了嘛！这教授批评得对。”周扬还鼓励大家，写作要打破顾虑，放手去写。“要是一时不便公开发表，我建议作协不妨出个内部刊物，专门发表这些作品”。
当然在1962年，最重要的会是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刘少奇在会上作总结。毛主席的讲话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终究有一天要做西楚霸王———“别姬”（大意）。为了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大跃进年代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轮训干部的决定。
作协举办了好几期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轮训班。轮训班上，也是鼓励大家放胆批评，畅所欲言，贯彻中央讲的“三不主义”，即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轮训班的一次发言，在作协流传很广。他说，我别的不怕，就怕粮食打多了，粮食多一点，肚子刚吃饱点，又该折腾了！金镜善意的嘲讽，言简意赅，表明他对“左”的折腾看得很透。
1962年9月（跟中国作协开的大连会议相差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中央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三年调整阶段迅即结束。而文艺界呢？就连《人民文学》杂志这一小小角落，也立刻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大连会议结束后，我回京不久，大约8月下旬，《人民文学》执行主编李季告诉我，说周扬告知他，他有个学生名叫李建彤（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写了陕北革命英雄刘志丹的长篇小说，建议《人民文学》派人去联系，挑选一些篇章发表。于是我去北京西城一条胡同找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李建彤，承她慨然允诺，交给我一份长篇《刘志丹》的打印稿。责任编辑和我快速地读完全稿，选出其中一章，经执行主编拍板，决定将其发于《人民文学》第10期头条，稿子立即发排。可是还未等看校样，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李季十万火急地要编辑部抽掉长篇小说《刘志丹》那章稿件。因为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揭出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为首的人是位副总理。毛主席有严厉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好险！《人民文学》险些陷入反党活动的陷阱，并且还将牵连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同志。可以庆幸的是第10期刊物撤了那稿，有惊无险。但人们已似惊弓之鸟，再也没有上半年那样一种宽松心境了。编辑部仍要我传达大连会议精神，我传达完后找补了一句：这个会是低调儿的，看来有点过时了。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2）
前 奏1。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批示是批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动态刊物《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期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最先告诉我这个批示的是李季同志。为什么批给彭真、刘仁同志呢？我们两人小议了一下，推测可能是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再则可能也含着北京落后了要向上海学习的意思。因之李季立即在《人民文学》版面上定了个“故事会”新栏目，并派人去上海组稿。
1964年春节后，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家串门，又听说了毛主席在春节谈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更加严厉的批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作协其实是闻风而动的。1964年春节以后，立即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大庆油田参观访问，并请同去的艺术家登台演出，慰问石油工人。代表团长是张光年，著名作家有周立波、赵树理、艾芜、李季、徐迟等，著名艺术家有音协主席吕骥、电影演员王晓棠夫妇、话剧导演孙维世、歌唱家胡松华、蒋桂英、评弹家赵开声、唐耿良等等。作协各部门都去了人，为的是学大庆的经验，并已开始抽调干部下乡“四清”。5月份又下放《文艺报》、《人民文学》黄秋耘等五名编辑干部去华北油田长期参加劳动。
2。 迎春晚会1964年春节快要到来之时我收到一份请柬，可以带夫人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迎春晚会。于是在那个夜晚，我带着夫人前去看热闹了。迎春晚会给人观感不同的是男男女女都着装比较整齐、讲究，女士们有穿裙装，略施粉黛的（仍以淡妆为主，浓妆艳抹的人极少见）。一进大门，有年轻女子给每个来宾佩戴一朵绢花。主持人“剧协”的李超（“剧协”负责人之一）致欢迎辞时前边冠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些，使人感觉既有节日的融和、喜庆气氛，又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