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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正好也是秋天，是充满果香、谷香的收获季节。柳溪来北京，我们见面了。她信守二十年前的诺言，带给我们好几篇短篇小说手稿，其中有一篇叫《双喜临门》，我们发表在当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我同柳溪聊天，我说，啊哟，你一下子拿来这样多的稿件！
多吗？不多。我对柳溪的估计太不足了，她拿给我们的这几篇稿件，仅仅是她这二十年写出的稿件的九牛之一毛！她写就了一百几十万字的，历史长卷式的一部长篇小说草稿，还有好几个定稿的中篇，正等待发表、出版。二十年辛苦不寻常。柳溪不但像个普通的文学家，还像历史学家、哲人那样思考，思考时代、世事，思考我们的党，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二十年，一两百万字的稿件，记下了她紧张的思考，在历史的螺旋上升线上，她和同时代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
不数年工夫，柳溪陆续出版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有她那历史长卷的第一部，分上下两册出版的装帧讲究、印制精美的《功与罪》，三部中篇力作的合集《生涯》，短篇小说集和好几册传奇故事等等。
柳溪，在逆境中仍然勤奋地笔耕，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力，对命运进行不屈的反抗，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一个人物，那就是受了冤屈，身遭腐刑，而仍然著书立说、奋斗不息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果然，我问过柳溪，是什么支持你在逆境中仍然不放下笔杆，奋斗不止？她说，司马迁给了她很大、很深的影响，尤其他的《报任安书》，她曾反复诵读，获益匪浅，成为她在逆境里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去年我去天津，在柳溪的新家，匆匆地看望了她。她现在身体发胖，额上添了皱纹，已是一位有几分老态的妇女。但谈及她正在进行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以及虽不想承担又难以拒绝的组织上添给她的新的重任（担任作协天津分会的负责人，出任《天津文学》主编），她依然精神亢奋，热情中添了庄重，活泼中添了成熟，使人依稀记起她当年的模样；但作为一个精神上已经成熟，结出了硕果的人，她比当年更有神采。她在人生征途上、在事业上，正处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时刻。她在患难中寻得一个老伴，他是一位艺术家，对她关怀、体贴，组成了美满的家庭。可惜我去时，她老伴正带着学生，出门写生去了，未能得见。我祝福她“人寿年丰”。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1）
——记海外法籍华人女作家林希翎1994年7月10日夜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猜我是谁？猜不出来了吧？是的，快四十年了……是的，我回来了，回来了！”“啊———”我吃了一惊：“你是林希翎———程海果！”想到1956年，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与一个风华正茂、刚满20岁的年轻姑娘偶然相识的往事以及她后来的种种遭遇，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们自然约了见面的日子，那是一个星期四，在我家中。她穿一身大花短袖连衣裙，明显地发胖，鬓已霜染，看上去气色颇佳。我是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的：“记得吗？1957年初春，你来我住处祝贺我新婚，你送我一幅杭州织锦———西湖月色，我介绍我爱人同你相识。可是没过多久你便去邀约住在我们单位写小说的王贤才，你们一起商量去天桥解救一个15岁的卖唱女。你那时充满使命感……”她笑了。我们在话旧和听她诉说这些年新的经历中忘记了时间。忽然暮色仓促袭来，她要我在她的一个本册上写几个字，我心里沉甸甸的。当我署上1994年7月14日的日期，才发觉这天是法国国庆日。这提醒了她，她要参加法使馆晚上的庆祝活动，草草用完我爱人为她准备的晚餐，便匆匆离去。
初识林希翎我与林希翎原本素不相识。1956年夏季的某天下午，天气闷热难当，在办公室里偶翻《中国青年报》，发现有篇《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署名究真的文章，还加配丑化形象的漫画，读后引起我反感。那时，全国文化界正在贯彻“双百”方针，反对“一棍子打死”的粗暴批评。毛主席一向提倡青年人“头上要长犄角”，要独立思考，团中央也在鼓励青年人发挥生动活泼的创造性。为何一个年轻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一篇学术文章提出质疑，便是大逆不道，犯了“天条”，并对她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呢？这不是典型的“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吗？于是我立即给《中国青年报》写了封信，对究真的文章进行反批评。我那时兼做着机关青年团的工作，写这信也算份内的事。想不到没过几天这封信在《中国青年报》头版较显著地位刊登出来，题目叫《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不久，《中国青年报》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后来我才听说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人亲自关注了这件事。直到此时，我还不认识林希翎，也没见过她。后来她打听到我的单位，来信对我表示感谢，我才知道她真名叫程海果。我们通了几次信，我感觉她是个坦诚、朴实、性格开朗、活泼的人。如在一封信里说：“本来打算这个星期天来看你，不慎在溜冰中崴了腿，成了个跛脚姑娘，暂时来不了了。”第一次见面是她来单位拜访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她上身穿件旧军衣，头上扎着两只小辫，比我想像的更显年轻、单纯，谈锋却很健。我们算是相识了。
她的家庭和青少年时期她母亲是浙江温岭的名门闺秀，15岁为了逃婚，跟随哥哥（海果的舅舅）去上海闯荡。海果的舅舅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分子，参加演剧，擅长英语和世界语，跟于伶、陈白尘等剧作家很熟，跟牺牲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等5位青年作家）很亲近，后来他自己也成为烈士。上人民大学时海果常到舅舅生前好友、中国作家协会的陈白尘家去。海果说，她童年时很崇敬舅舅。她曾对人说她是烈士子弟，这并非无中生有。海果的母亲到上海后考入产科学校，因受其兄影响，思想“左”倾，秘密参加沪西地下共青团和“左联”外围的一些工作。后来遇见一位东北流亡学生，两人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感情，结为夫妻。海果是他们第一个孩子，因出生在上海，取名“海果”。父母情爱深笃，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变成一个小官吏，浙江某县税务局长。不久他有了外遇。1947年竟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很久以后她们才知道他携情妇去了台湾）。母亲拉扯着海果兄弟姐妹6人，艰难度日。海果是老大，自然成为妈妈的第一助手，既要念书、照顾弟妹，还得为全家的生活跟妈妈一起奔波；这使她过早地感受社会的不平、人世的艰辛而变得早熟。我曾问，你对父亲有何印象？她说：“小时候父亲爱我，我也爱他。他突然变心，遗弃母亲和家人，给我刺激很深。那时我刚上初中，从此对男人有了不好的看法。直到长大，我虽说性格并不拘谨，交游广，但对结交异性朋友一直很谨慎，也深深同情母亲的遭遇。”说到童年所受的影响，她说：“上小学时，因附近有基督教教堂，受好奇心驱使，常和小伴们去教堂听宣讲福音书，唱诗，自然知道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爱人类。尤其耶稣为救世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遭遇使我大受感动，从此刻在心灵上，永不磨灭。”当我初识她时，海果给我讲了1949年家乡解放后，她小小年纪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后又成为调干生、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经历，我们倒无需多谈，似乎就非常了解了；因为彼此经历相似，受的教育相同。彼此都喜欢文学，闲聊起读书或喜爱和崇敬的人，也差不多是共同的。我们都读过的书有：马列原著、《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伏契克著《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报刊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崇敬的人，第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保尔·柯察金，为正义战争而献身的女英雄卓娅、刘胡兰……程海果说：她也喜欢干预生活的娜斯佳。总之，理想崇高、信念坚定、生活简朴、道德纯洁、要为真理而斗争，这就是那个时代对我们青年人的塑造。当然如果要说缺点，那就是天真、单纯，还带有一些偏激，初生牛犊不畏虎。程海果比我更甚。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2）
林希翎名字的由来
1954年程海果开始涉足文艺理论问题，于1955年2月写就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1955年五一节修改定稿，投寄到《文艺报》。关于作家（尤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这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文艺报》的编辑侯民泽（敏泽）和副主编侯金镜看了程海果的文章认为基本上言之成理，可以考虑发表。文章的前半部批评了胡风的观点（胡风当时已被定为反革命，正在挨批判）是可以的，但后半部具体的评论对象涉及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文章中的观点。侯金镜没把握，决定将文稿送请林默涵同志审阅后再定。林默涵看了稿件后说：“学术问题应允许自由讨论，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文章还是可以发表的，建议将涉及三个人的部分删去。”侯金镜告知了林默涵的意见。程海果作为初涉文坛的年轻人，觉得文章能够发表还是很好的，但是删去涉及三个人具体论点的部分有点别扭，也只好如此。她问：“文章不用真名发表换个笔名行不？”侯金镜说：“文章已送工厂发排，怕来不及了。”程海果急忙去印刷厂找工人师傅，还行。她遂换去真名，取了个笔名：林、希、翎，为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这虽是有点孩子气的做派（那年她才20岁），林希翎这个名字，却从此传开了。
林希翎“右派”案件一瞥
要了解林希翎“右派”案件的造成，不能不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和我们党的举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引起全世界震惊。下半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但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有它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它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尤其是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在中国党内党外也引起广泛关注与思考。毛泽东主席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的角度提出和考虑问题，引起全党、全国人民思考。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一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两篇重要文章，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1957年春天共产党发出整风指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紧接着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积极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可以说，都是在这个大题目下做的文章，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再来看看，青年大学生林希翎1957年在整风、鸣放中的言论。从1957年5月23日至6月20日在“北大”和“人大”她共有六次讲演。造成她划右或被认为“极右”的，似乎是她讲演中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1）胡风问题。她在“北大”的即兴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胡风问题。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难以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观点来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什么罪。再则从《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看，胡风的反革命罪，显得证据不足。”她问：“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为什么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的通信是‘密信’，那么谁的私人信件不是秘密的呢？说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间不敢交往、说真话……”
她提出胡风反革命证据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人心存的疑惑，只是从来不便公开说出来就是了。她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时，就是谢老（谢觉哉，当时的内务部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吴老（吴玉章，“人大”校长）所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