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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炎热的夏天，对秦兆阳“算总账”的时刻到了。作协党组主持召开了对“修正主义分子”秦兆阳的批判会。
会后，刘白羽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发表长文《秦兆阳的破产》，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指出，“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张光年也在《文艺报》上发表《应当老实些》、《好一个“改进计划”》等文章，再次指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他把《人民文学》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
秦兆阳被开除党籍、被划为右派，以病弱之躯，长期下放广西劳动。曾经赞成秦兆阳的论点的一批年轻人，如周勃、姜弘等也被划右。
秦兆阳之所以遭受不公正处置，自然跟反右扩大化的大背景有关。但从作家秦兆阳的个人特性来说，他也正是承受了自己遇事、遇见问题，爱思考、求索的苦果。现实主义问题的提出是这样，对反丁、陈的会“不想参加”也是这样。
例如，他提出的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反对“左”的教条主义问题，在1956年似乎有点“超前”了。但在60年代周扬等同志主持制定“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包括起草和修订，开宗明义首先讲的不也是要正确处理好文艺跟政治的关系、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反对“左”的简单化，以利繁荣文艺创作吗？1962年张光年起草的以《文艺报》社论名义发表的《论题材问题》不也再次提出了“广开言路”、“广开文路”的问题吗？这些都是正确的。秦兆阳的悲剧在于他既有点“超前”，骨子里又执著，对自己的主张不肯“随行就市”。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今天看来毛泽东主席提倡的“开动机器”、“独立思考”和邓小平同志提倡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正是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吗？
文章完稿了，我考虑要不要去找老秦，拿给他看看？我写这类文章一向是文责自负，文稿在发表前不拿给某个作家当事人看，发表后才送给他们。这篇文章不同，涉及了不少事和人，我的记忆准不准？事实宜确切，不要搞错。
老秦住在北池子一个普通的平房院里，这是多年前他用稿费买下的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房全被人占据，他一家五口被挤在最后两间临时搭起的小平房里。多年以后正房退还，老秦仍以后边那间长方形简陋平房为自己的书房。书房没有现代化的暖气设备，没有空调、地毯，冬天阴冷冷的，但老秦喜欢它的清静。一天除了散步，去正房看看报，晒晒太阳，他大半时间呆在这间书房，这是他独自一人的世界。看书看稿（他仍是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当代》的主编）、思考问题、写作，多年来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他既不喜欢交际，也不善交际，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全免。多年前，他有机会被邀请去意大利访问，但是他谢绝了。我曾问他为何不去？他说不习惯、也难以适应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保持着传统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清纯，而永远过着简朴的物质生活的人。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两句中国文人尊崇的格言来形容老秦，非常合适。近年他已高龄，视力减退，但思维清醒，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写字作画。他的画是道地的寄情寄兴的中国文人写意画。他喜欢画老梅、劲竹、苍鹰，“醉甘露、舞长风”的荷花，或含蓄或淋漓尽致地展露一种风骨，笔名常用“老芹”。这正是自我人格的体现。此外根雕艺术也是他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多年前他身体尚好，时常去公园、郊野漫步，拾捡些枯朽的树根，“化腐朽为神奇”，将它们“复活”为生动的生机蓬勃的美的形象。老秦的书房里挂满他自己的字画新作，案上则摆着根雕作品。他不倦地自我品评，重造这些作品，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我去访他，无须事前约定，他准在那间书房里，或静坐或读书。
在我催促下，他分两个半天，才看完这篇小稿。他说涉及往事很痛苦，他现在也不能写很长的回忆了。他总希望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日渐好起来，兴盛起来；他希望过平静的生活，痛苦的往事不愿再回首，也不愿责怪任何人，也不愿与自己血肉相联的伟大肌体再增添新痛。当然这并非老秦的原话，而是我自己的意会。他删去了我文中一些多余的形容词，他说，还是让事实保持朴素的面貌好。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1）
大约是1953年，萧殷、陈涌同志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工作的那会儿吧，有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同志是《人民文学》的常客。她性格开朗、活泼，颇为健谈。夏天，她有时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蓝色长衫，衬托着她那开朗、白净的脸，更增添了几分健美、活泼感。我起初是被她的谈话深深吸引了。那时北方农村正在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试点，她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著名的劳动模范耿长锁那儿体验生活，那儿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她谈起耿长锁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待办社的态度等等，那真是绘声绘影，生动极了，说到精彩之处，她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哈地放声大笑。对我这个好久没去过农村的人，对编辑部的许多编辑同事，听她谈农村见闻，那真好比听新鲜的“海上珍闻”，可又是这样逼真、活龙活现，具体而微。那农村公婆媳妇、妯娌之间的细事儿，听她娓娓地学说，我们像是走进了农村，深入了闾巷宅第。我说：“这女同志真有生动表达的才能！写小说准行！”别的同志笑着告诉我：“你还不认识？她就是柳溪，早有文名，1950年在本刊发表过小说《喜事》，受到过茅盾赞扬呢！她是清朝鼎鼎大名的《四库全书》主编、《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晓岚的第六代孙女！”啊，这就是柳溪，一个好开朗、活泼的才女！
后来我听说，那会儿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正准备调柳溪来《人民文学》工作。不知为什么，这事儿没办成。
其后几年，柳溪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时有小说新作，给《人民文学》发表。但1955年年尾到1956年上半年，随着文学界“肃反”和“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就听不见她的名字了。那段时间，突然消失的名字不少，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初时觉得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有点“麻木”了。
却说，大约是1956年初夏吧，我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接到一篇来稿，题目叫《在阵地上》，副题是“在先进地区”，作者署名耿简。稿件眉目清爽，文字圆熟。我拿起来就看，看着就放不下，一口气看完，一算字数，竟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不觉其长呢？原来完全被它的内容吸引住了。作品以一个先进的农业社的生活为背景，犀利地、深刻地批评了一位在那儿“蹲点”的领导干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作风。文笔生动略含讥讽，带着真实的说服力。我觉得是一篇别致的，切中时弊的佳作。那么作者呢？作者耿简是谁？名字陌生。我立即将这篇作品送给副主编秦兆阳审阅。大约只隔了一两夜工夫吧，老秦就将作品拿给我了，而且已将作品做了文字整修，改题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删去大约六七千多余的文字，使作品显得更加紧凑。这是老秦一贯的编辑作风，对有希望的，尤其闪耀着才华和新意的来稿，尽管是无名作者的，他热情支持，严格要求，往往亲自为其修改定稿。兆阳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不过你要去调查了解一下，作者是做什么的，看看他还写了什么作品没有？我看他有很大的潜力。”
原稿后边写有地址、真实姓名，西单石虎胡同5号安毓贤收。我怀着想见见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激动的心情，在一天下午骑车奔西单去访这位“安毓贤”。一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人接待了我，说“我就是安毓贤”。我好生诧异，拿出原稿，“你就是安毓贤？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位妇女难为情地笑了，“我是她家的亲戚，你等等，我去喊她来吧。”静候片刻，那被唤的人，从大门外进来了，我抬头一看，这不是柳溪同志吗！
柳溪冲我笑了，我也望她笑：“还以为我们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原来是你呀！”我们进屋聊。这会儿见到的柳溪，可不是当年那开朗、活泼的样儿，人消瘦了。她显得心事重重地向我诉说她写这篇作品的经过，她的难处。“不瞒你说，我受了审查，现在审查已经结束，快要做结论，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个搞写作的人，好些人、好些事憋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得慌！……可是我才刚刚解除审查，怕用真名字发表作品会招惹是非，没办法，只好用了个化名投稿。不想还是没躲过你们的眼睛，找上门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假使文章能发表，你们先去问一下我单位的组织，取得他们同意吧？……”柳溪说着，眼圈儿红了，差点掉下眼泪。从这里，我深深体会了一个对党、对人民事业怀有责任感，而又暂时处在缧绁之中的作家的苦心。我也从此，更加敬重这些作家，你看他们处在逆境、“惨境”之中，想的不是个人遭遇，关心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命运，仍然不忘记履行他们作为作家的职责，写出这样针砭时弊的好作品。柳溪告诉我，她写这篇文章，怕人家瞧见了，起初是偷偷地写的，写在笔记本上。
不用说秦兆阳听到“耿简”就是柳溪有多高兴了。我们办完应办的事情（我和柳溪的“组织”联系了，同意发表她的作品），老秦于是在1956年5月号以黑体醒目标题，发表《爬在旗杆上的人》。这篇作品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几乎不亚于王蒙等人风靡一时的小说、特写。
我记得那是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和天津《新港》编辑部的同行联欢。《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到天津去。我们在天津参观、游览，玩得很欢洽，很愉快。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到天津作协机关去。忽在二楼楼道里碰见一个蓬头乱发的女人在那儿扫地。她一抬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不是柳溪吗？”真是形容枯槁，颜色憔悴。正好这时楼道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柳溪走近我，低声地对我说：“我被划了右派，不能发表东西了。将来摘了帽子，我一定第一个给《人民文学》、给你们稿件！”我连连点头，走开了。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2）
柳溪对我说的话，我印象太深了，终生难忘！当时只觉得她惨兮兮的，实在太可怜！一个女人，遭受了这样的政治处置，又离了婚，儿女不得见，孤身一人，身心俱摧，还要承受这漫长的，不知何年何月得了的“劳改”生活，“另册”人的生活！而她还惦记着自己的写作事业，却又得不到申其志的机会。后来，越想，越觉得柳溪这些话，并非表明她是弱者。以为她是弱者，那是我错了，判断错了。譬如一个被溺水的人，她却怀着强烈的求生的希望，并有信心出水，那是弱者吗？她这样肯定，这样坚信，终有一天，她是要摘掉帽子的。她还要搞写作，而且还要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第一个就给你们！”这是弱者吗？ 这是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一个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行动的表现，会向命运宣战，变为强者。是不是这样呢？
柳溪，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的缧绁生活。她一直在底层，被监督劳动改造。住过农村低矮的茅屋，在机关收发室当过看门人，在工厂里，当过印刷包装工人，挡车工。令人惊异的是，在那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孤寂岁月中，在连年的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之中，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那是唯一的神圣事业，是她的精神寄托。她在茅屋的煤油灯下偷偷地写，在工厂闷热的小阁楼上悄悄地写。为了逃脱别人的检查、监视，在几页“思想检查”稿纸的背面默默地写……她一腔心血写成的稿本，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为了保护她这些暂时还不能面世的“孩子”们，她费尽心思，捉迷藏似的东藏西掖，曾放在盛中药的纸盒里，扔在不引人注意的劈柴和煤堆中。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