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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是“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企图使《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1956年5月,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求索的苦果(2)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年轻的读者已很陌生了,笔者不得不在这里稍作介绍。这篇论文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虽说是篇论文,却并无多少学究气,而是从一个作家、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与做法进行了一些分析、批评与反思;同时对30年代苏联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些提法,提出了质疑;而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当尊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这个提法比“章程”中的提法加附加语更为科学,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创作。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说作者强调了、服膺了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这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地,应当容许探讨。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并非“唯一的”。作者丝毫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先进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相反,在文中一再重申、阐明。作者当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文章发表后各地有一些响应者、赞成者。如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等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勃文章的题目是《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同年12月,作协主办的另一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在该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章从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立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和社会主义文学,一下子将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锐敏感的政治方面。结果理应认真对待、探讨的秦兆阳文章的原意和主旨反而被撇在一边了。
这篇文章起着导向的作用,立即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些人并没有读秦兆阳的原文但读了《文艺报》上的文章后认为秦兆阳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也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于是兴师问罪者有之,认同者有之。一个学术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就变成了政治上的赞成或反对;秦兆阳一下子变成了不容怀疑、不容讨论的,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甚至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人。其实任何头脑冷静、不怀成见的人不难判断,对一个口号的缺点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或否定这个口号;即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巨大的文学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存在。而批评家一蹴而就的逻辑恰恰是批评=否定;对口号的批评=否定其存在、实践!作者没有完成的,批评家代替其完成了。这真是“匪夷所思”,又是作者秦兆阳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局势。他不由得精神紧张起来。
1957年春,在有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连忙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不久,周扬告诉秦兆阳,我已按你说的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会见几位作家时说: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毛主席不是凭空说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的是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没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全国解放后为了跟苏联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这时秦兆阳的心情才稍有松解。
1957年3、4月间发生了在报上公开批评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人民文学》的主编随即也换成老作家张天翼。秦兆阳欲请创作假离开《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被领导挽留,刘白羽说彻底离开不合适。这时为贯彻毛主席1957年2月和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精神,全国报刊再次掀起“放”的热潮。刘白羽亲自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要秦兆阳拟定贯彻“放”的方针的《人民文学》革新方案。但秦兆阳提出的“清醒的放”或“在放中求清醒”,被认为“有教条主义思想”,贯彻“放”的方针不力,而遭批评,他起草的方案也被搁置起来。秦兆阳便自动靠边,请求去北戴河休息。当时作协党内正准备重开关于丁玲、陈企霞的会,而秦在致作协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不想参加。这显然很不合时宜,使对他还抱有某种期望的某些领导人,大失所望。《人民文学》的编政,改由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具体负责。
李清泉煞费苦心,力求贯彻“放”的精神,编出了《人民文学》7月号革新特大号。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宗璞、丰村等人的小说新作和许多老作家的散文、杂文、诗歌作品。提前出版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打电话表示祝贺。
求索的苦果(3)
1957年6月、7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击右派被迅速扩大化。《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被李希凡等人率先指斥为“毒草”专号。李清泉随即被划为“右派”,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也被划了。
1957年9月,周扬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指斥丁玲、冯雪峰等人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党的“同路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便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批评过去一个时期“某些人”所主张的“写真实”的提法,实际上是揭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