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而更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作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
1957年7月14日，第15期《文艺报》在头版和二版显著地位发表总编、副总编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位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和编辑部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消息，端出了“偷运毒草”的副总编萧乾，和用“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的“二唐”（总编室主任唐因、代理文学部主任唐达成）。于是以此为开端，全国作协各部门和各地文艺界的反右迅猛地扩大了。
作协各部门反右扫描
《文艺报》萧乾案：萧乾解放前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文艺编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驻英国伦敦。解放后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记者，曾写有赞颂中国土地改革的《土地回老家》一书，后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1956年下半年贯彻双百方针后，他成为受到各方面关注的活跃人物，被《人民日报》聘请为文艺部顾问。他写得一手好文章，1956年下半年写的随笔《大象和大纲》被《文艺报》发在头条，受到普遍赞扬。人们好像重又发现了萧乾，认为他是办报办刊难得的人才。1956年末、1957年初春，《文艺报》酝酿改为周刊，作协立即将萧乾调来任《文艺报》的第二副总编。萧乾其人，与一般想像的不一样；他虽喝过很长时期的“洋墨水”，但为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作家架子，没有洋气，蒙古人的长相，朴素的穿着，倒显得有点“土”气。他见人总是点头微笑，彬彬有礼，不显山不露水，这也许是他的绅士风度。自然他内心是丰富活跃的，有时在熟人面前简直像个“大孩子”。记得50年代初期某天，我的一位诗人同事、萧乾的老熟人接到一个电话，是萧乾打来的，那时他已与妻子梅韬离婚。萧乾在电话里诉说他的苦恼，请朋友赶快为他物色个女友。在一旁听着的我，觉得很滑稽。这是我对萧乾最初的感性印象。自1957年4月《文艺报》改为周刊出版，萧乾与《文艺报》之间的蜜月并不长，充其量也不过三个月吧。作协反右一开始，他首当其冲地被“端”出来了。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作协支部的副主任，自然跟章、罗那些“右派大野心家”有“关系”。他组织发表在《文艺报》上那些非党的文人、翻译家对文艺、出版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被认为是“放毒”、“点火”、“偷运毒草”。他自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写得很平和、涉及对人事工作的意见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也被确定为大毒草。他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2）
《文艺报》钟惦棐案：和萧乾不同，钟惦棐是1937年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长期在电影界，熟悉电影业的情况，思想敏锐、活跃，擅长写艺术评论。他的某些电影评论文章，没有那些常用的空话、套话，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真正的艺术分析。《文艺报》在1956年下半年曾发表过他一篇谈法国电影《没有留下地址》的文章，我至今记得它的标题叫《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是当时大家谈论得较多的一篇好文章。不久，钟惦棐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的岗位，调《文艺报》任艺术部主任。他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的文稿，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的头条。文章根据一些影片上座率不高的统计材料，首次提出了影片的票房价值、观众心理等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用现在说法是摄制电影在注重社会效益时也不可忽视经济效益，或者说也要注意市场信息、市场规律。这在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是“超前”了。这篇文章并非钟惦棐个人署名，而是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影响也就更大了。当时“文汇”、“光明”两报正在讨论电影问题，《文艺报》评论员的“锣鼓”一敲，也就更热闹了。但报纸也登了不同意见，如《文汇报》就登过批评这篇文章的稿件％％％。但在1956年末直至1957年初春，报刊上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仍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不能设想这篇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在权威刊物头条的文稿（那时钟惦棐仅是艺术部主任，并非编委会成员），不经过《文艺报》编委会（常务编委是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审批、拍板能够出来。那时还不存在“阳谋”，发表要么是推荐，要么是为了推动问题讨论。1957年3月，情况有了一点变化，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会邀请许多党外知名人士参加。毛主席在谈到党内情况时，说有的人有“左”或右的倾向，“左”的倾向的代表是陈其通等人和他们的文章《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则是钟惦棐和他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反右后，钟惦棐的问题，迅速升级，由内部检讨，变为报刊上点名，公开的批判斗争；由“右倾”变为“电影界反党头目”，“指挥向党进行冲锋包围”的资产阶级右派。就连《电影的锣鼓》的发表也和任何人无关，而是钟惦棐个人的行为，是他“用了不合法的办法”，“向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抛出的一份挑战书”。而钟惦棐在电影界、艺术界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他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
《文艺报》“二唐”案：唐因、唐达成原是丁玲、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期留下来的最突出的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很自然地被怀疑在人际关系、思想情绪上同丁、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划右的最直接原因是两人在五六月间发表的言论、文章，被认为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唐达成发表了一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6月9日出版的《文艺报》1957年第10期），不管他的文章有无道理，这是极为犯忌的。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同志是文艺界最高权威，他无疑代表党的领导。文艺界开会，只要周扬讲了话，其他的发言人，不论你是大师、文豪，理论家、作家、艺术家，都会说拥护、赞成。谁要说声“不赞成”或发表不同意见，那简直是对党的领导人的亵渎和冒犯，是难以想像的事了。尽管文艺理论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本应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分领导、被领导，展开平等争鸣讨论。但在中国文艺界积习已久，说了不同意见等于冒犯领导的观念在那时多数人中还难以改变。退一步说，即使在非文艺界，提了不同意见即等于反领导，反具体领导人即等于反党的逻辑，在反右扩大化中已愈演愈烈，唐达成是难逃劫数的。唐因则是对1954年全国文联、作协关于批评《文艺报》的决议说了些不同意见，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被认为是为丁玲、陈企霞翻案，难道还不是反对《文艺报》的现领导，“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吗？他们的罪名还有“要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要“退出《文艺报》”，另办同人刊物。
《人民文学》李清泉、俞林案：李清泉，延安“鲁艺”出身，曾长期在东北教育界工作，1955年重返文学界，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离职到作协当审干办公室主任。1957年三四月间，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和修改王蒙小说问题以及被认为贯彻双百方针不力而实际靠边。李清泉“受命于危难之际”，回编辑部接编《人民文学》。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以其编辑的胆识、慧眼和辛勤努力，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合刊和7月革新特大号。他扩大了组稿面，使“五四”以来一批老作家如康白情、沈从文等重新面世，同时推出了李国文、宗璞等一批新人的力作。革新特大号出来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曾打电话对其表示祝贺。但随后反右扩大化，李希凡、姚文元等带头发表短文和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其中理论方面，除收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还收入了近半年多来，包括5、6、7期《人民文学》发表的许多评论、杂文，有李清泉用笔名写的批评社会上右派的杂文、编后记和笔者及编辑部其他编辑写的短论、杂文等。作品则赫然收入了李国文、宗璞等刚发表的新作。毒草集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引起了深深的震动。（顺便说一句，当时作协发下来上级单位编印的一批供批判用的、16开的白皮书如《冯雪峰言论》、《姚雪垠言论》、《吴祖光言论》、《刘绍棠言论》等等。凡被编印了言论集的人，准在劫难逃。）许多人思想不通。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右派，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其罪名之一是说他“恶毒”攻击肃反，因为他在给上边提意见时，用了一句嘲讽的语言，说肃反如同“拉稀”（指不重证据地扩大了打击面），而审干（指审查干部、平反错案，落实政策。李清泉是作协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擦屁股”。再就是编刊物“放毒”。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倒霉的契机其实是他贴出来的那张小字报。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3）
俞林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位小说家，写过《老赵下乡》、《人民在战斗》等中长篇小说。他出身燕京大学，抗战军兴参加八路军打游击，做地方工作，又因其擅长英语，1946年曾参加北平军事调处部的工作，任我方译员。解放后曾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我国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南美。1957年已调外交部，显然准备再次履行外交官的职责。正在此际，《人民文学》的秦兆阳、李清泉两位负责人相继出事，编辑部的业务领导处于真空状态。作协急急忙忙找外交部商调来俞林，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俞林到职一个月主持编辑了反右的《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他本人也在《文艺报》发表了反右文章。谁知9月间突接通知，俞林因其5月份在外交人员进修班上的发言，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俞林的发言据说只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建议“肃反”不要搞群众运动，而被定为“攻击”肃反运动，划右。）俞林只好立即离开副主编岗位，等待他的是批评、处理（作为右派，开除党籍，送至农村劳改）。俞林其人，一向温文儒雅，谨言慎行，从没有偏激过头的言辞。（他曾告诉我，在外交部进修班的那次发言还是逼出来的呢。“上边要大家发言鸣放，很多人保持沉默，我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只好带头发个言，结合我自己在武汉领导一个单位肃反中的教训谈点看法。”）俞林之被划右，不单他自己毫无精神准备，作协和《人民文学》的人也都大感意外，不过事已至此，谁也没办法。
《新观察》戈扬、黄沙案：戈扬出身报业世家，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担任过战地记者，解放后长期担任由旧《观察》（储安平主编，因其进步倾向，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改名迁京的《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是个有魄力、热衷于新闻事业，有点男性做派的女子。在她的策划、推动下，《新观察》半月刊成为发行数十万份，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在1957年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