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瞎桔樱盼牡鬃咏虾茫让谎芯垦剩膊晃栉呐翟诠徊簧细鑫幕耍膊凰阄幕ψ永锏娜恕Ｒ涤嗫伤愀鼋轿幕疃墓匦恼摺谜摺Ｌ乇鹗�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进步人士、文化人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重大集会，作为一个小人物、小职员，只要有可能，他往往自动前去参加，旁听，捧场，至多能算个“群众角色”吧。我曾问他，你在重庆时跟胡风到底认识不？他说，“我哪有资格！再说也没机会，但我晓得，老舍和胡风是周恩来委托在文艺界做具体工作的两个人。1953年、1954年我在作协做作家的组织联络工作时，才第一次认识胡风。对他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会坏，我想着重庆时期他就是周恩来信任的人。”
自然，胡风怎样将严望“安插”在作协，他又做过哪些“坐探”工作，我是说不清楚的。印象深的是反胡风运动开展不久，作协创联部的两个党员工作人员就被机关首长公开揭露，说他们两个“严重泄密”，泄露了部署反胡风的重要情报。这两个人随即受到了调离作协的惩罚，一个下放东北，一个去了河北。那么他们泄密泄给了谁呢？当然是跟他们同处一个单位、关系密切的严望。而严望不久就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1965年9月，当被宣布予以释放时，严望发现，他不像徐放、谢韬、绿原、牛汉诸人，他已无家可归；再则他也不像他们有某一方面的专长或社会影响，可以承蒙宽大或个别照顾，仍回原单位降格录用（如绿原、牛汉）。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无专长，只是个一般的办事人员。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戴帽人员，一般不宜回大城市，只能安排在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严望就只有被安置在辽宁西部大山区凌源的劳改队。
在去劳改队之前，领导宣布给这些经过了十年监禁、坐牢的分子放假一个月。严望最惦记的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孩，她该11岁了。他回了京城，打听到小女孩已是个三年级小学生，她妈妈已改嫁。一个星期六，他将孩子接到自己临时住处，以后每星期六都去接她。孩子和陌生的爸爸混熟了些，才告诉他自己的心曲：“你知道，妈的日子也不好过。妈对我说：你晓得你爸是怎么回事？他犯错误了。忘掉爸爸，忘掉他吧。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假期届满，临别那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严望接了小女孩和送行的徐放在花市大街吃一顿涮羊肉。父亲对女儿说：“我对不住你。你长这么大我没尽一天父亲的责任。求求你，让我尽点心意，每月寄给你几元钱。我也不好直接寄你，托了一位老师代领，你答应吗？”小女孩眼泪汪汪地说：“答应。”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严望在劳改队“苦力的干活”，挑了整整一年水泥，不久又被派到盘锦仓库劳动。这时北京那位老师说不再管给孩子代领钱的事。严望寄到小学校的钱全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1967年，接到13岁的女儿的来信，是由队里交给严望的。女儿在信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同你划清界限。”23年后的1990年，严望对我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我的一线希望也毁了。队长对我说‘你该高兴！你看如今的孩子多不了起！’”
1969年，严望这个就业工人，又被揪出来，批斗了三个月，会场上“批臭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21年后，严望平静地对我说：“老百姓不大懂得‘坐探’这两个字。从全国作家协会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说法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我从来没‘权’也没‘威’过呀！”
1971年林彪摔死后，严望被摘掉了胡风分子帽子，变成正式工人，工资54元，分配在一家小工厂看大门，严望这时才有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劳改局长开恩给予他在干部食堂吃饭的待遇。可是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严望又被送去同工人一起干活。
1979年12月，严望与已回京的徐放联系，问可不可以来京上访。徐放告诉老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能要平反。严望遂上北京，给胡耀邦写了封信。回信说，信收到了。关于你的问题可找原单位。找不到，可找上一层。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当儿，他又惦着自己的女儿，打听到了她已结婚，在一家街办工厂当工人，且已改了姓名。严望找到那家工厂，说某某某是自己的女儿，工厂的人反应冷淡。老严向他敬献一杯热茶，反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才转告了他女儿。女儿来了，不悦地说：“你怎么事先不打招就跑来了？别人同情你，我不同情，你不晓得这么多年我小小年纪受了多大的伤害！”父亲一时语塞，只好怅然地转身离去。年底，中央某部给严望所在单位去了长途电话，说严望平反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冤假错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央负责。但现在国家有困难，工资不补发。有什么困难，可找单位想办法补助。
严望——一个角色（3）
1980年春天，严望回到了他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是在这时候见了他。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青年时代的球友我和青年时代的同事束沛德。一年后严望年过60，办了离休手续。落实政策给他在团结湖分了三室一套的房子，他很满意。但很觉孤单、寂寞，便常到我家来走动。我因事忙，很少去看他。难为他这么大年纪又有心脏病、高血压症，跑来看我，我很不安。从团结湖到美术馆这么大距离，又很担心，怕他路上出事。但他还是要来，无非是有个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好解解寂寞。他也热心关心我的编书编刊工作，还常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反过来也劝说他可读读书，练练笔，以找个精神寄托。但是严望仍然非常苦恼，他曾对我说，要是能找个看大门的差事，我也干，总可以找着个说话的人嘛。是的，严望几十年都没有个家，而他长期过的是集体生活，至少吃饭不用自己做。如今年纪大了，一身是病，身边没有一个人，又还得做饭、洗衣，自己照料自己，他感觉难处很大，很难集中精力读或写。他唯一的爱好是红学，写了赵姨娘论等两篇文章，找了两家刊物发表。至于往事嘛，他不愿意回忆，更不用说动笔去写，那是再受精神折磨，他经不起，受不了。但在1990年，他主动提出同我谈一两次，并让我做个记录，他期望给我“留下一点素材”。落实政策后，严望已经同爱女还有老家的兄弟恢复了联系。但女儿携家带口，工作和居住在城的另一端，不可能跟家人一起来住父亲较宽敞的房子，只能隔些时看望一次。有朋友热心给严望找了老伴，谈了几次都告吹。大约1990年前后，他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成了家。但两人合不来，这是严望的不幸。他比单身时更加苦恼了，来我这儿也更勤了。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1991年10月2日，国庆休假日，他向我诉说，想回老家锦州去，跟弟弟一起生活。不料三天后的1991年10月6日上午，传来严望去世的消息。这天早饭后他洗了澡去给家人买豆腐，突然倒在回家的马路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个终其一生遵从着大时代要他扮演的他不堪负担的角色的善良小人物，终于解脱了。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1）
1979年2月某天，我随《人民文学》的两位领导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不久前从山西乡下回京的老作家丁玲。历经数十年磨难丁玲已是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她身体欠佳，冤案也还待平反，但我觉得她自有一种从容、泰然的气度。见了老熟人，她聊天似的同我们谈着山西乡下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告退时，主编向她约稿，丁玲没有拒绝。末了，她说：“你们不知道，人一过了七十，精神很难集中。我在一天里，假使能够集中一个多小时用来写作，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丁玲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1953年某天，她到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看望大家（那时茅盾是《人民文学》主编，她是副主编），她也是亲切随便地同大家聊天。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她已经摆脱了行政工作（她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务），准备集中精神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想到桑干河一带去走走。丁玲那年不到50岁，正处创作的旺盛之年，大家都相信她、也期待她写出新的力作，再次为中国文学争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其后二十多年的黄金时光，她竟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况下度过。而今作为幸存者，已是75岁高龄。尽管她仍有坚强的意志，涌动的创作激情，但时间和被损害的身体，对于她是太无情了。
这涉及了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紧接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进行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场运动，真是不应该轻易被遗忘的。记得60年代中期，文艺界领导人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五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将“反丁、陈反党集团”列为第四次伟大的斗争，第五次即为反右派斗争。
1955年下半年，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参加人主要有驻会作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刊物负责人，揭发批评了丁玲、陈企霞（原《文艺报》主编）。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此信的内容是表达对1954年检查和批评《文艺报》的意见），党组领导人怀疑此信是原主编陈企霞写的。而陈企霞是丁玲的老部下和合作者，他任《文艺报》主编是丁玲提拔的（虽则这一提拔得到了上级领导周扬的批准）。远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他们便是上下级关系和合作者。由此怀疑丁玲是陈的鼓动者和“后台”，两人关系“不正常”……党组扩大会议开了一阵子，又安排《人民文学》和作家支部揭批“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在历史上不仅和“反党分子”萧军（这是当时送给萧军的一顶固定帽子）关系密切，也同丁玲关系密切。同时，还审查著名诗人田间。因田在历史上被认为同胡风关系密切（抗战时期他那些有名的诗作是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而建国后他又是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也即丁玲的副手之一。不久又将陈企霞和李又然（老党员，曾留学法国，是罗曼·罗兰的学生，散文家，和陈企霞关系较密切，又是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的教员）隔离审查。
1955年12月底，文艺界召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呈送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还结合为“小集团”来反党，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什么叫“一本书主义”？这是很难界定得清楚的，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难道中国读者不需要好书吗？难道中国作家写出的好书很多了吗？难道中国一本书不写的空头“作家”很少了吗？尽管听众有疑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作协对1955年的“肃反”进行甄别、平反。在全机关“肃反”总结会上，对错整的人赔礼道歉。陈企霞、李又然从隔离室中被放出来，“丁、陈”一案也就有所松动，也不能不松动。因为说人家“反党”的一些事例如“一本书主义”之类好像论据不足，作家中和机关干部中早就有了议论。而1956年3月，中宣部已成立了丁、陈一案的专门小组（包括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对1955年揭发丁、陈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