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嫌疑”、“变节行为”，将这样一位忠诚者，部队名作家开除党籍。我猜测，大约也是在这样背景下，他才身不由己地离开工作得好端端的部队文艺工作岗位而去地方部门。
然而祸不单行。在他向北京申诉对自己的错误处置、上边回信表示将受理此案不过十天之后，新的更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他工作的陕西当地宣传部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讲清楚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从这一天起，他失去了自由。他被隔离在单位里一间密室，有人看管，家中妻儿、老人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在他竹筒倒豆子似的将他和胡风的关系书写出来，等待他的却是更大惩罚，公安部门一纸通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驻会作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征，隔离反省以来，拒不认罪，交代不老实，决定逮捕关押”。其实正因为他如实交代，但不可能承认是“反革命罪”；他真实的交代，反而提供了他们并不完全掌握的，他和胡风“关系”的材料，真可谓正中整人者下怀。关押五百多个日夜，他被释放回原单位，但从此“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25年背在身上，行政降6级处分。也就是说，他不仅被剥夺了老党员、老干部的权利 ，还从人民队伍中出列。他更被剥夺了一个作家写作、发表的权利。1960年，我看见他时，他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90年代初期，我去胡征所在的陕西社会科学院看望他。他的住房甚简朴，他已年过七旬，而创作心劲儿甚高，其精神状态，非那些长期生活较优越、而创作疲软、这十多年没写出有社会影响作品的，他的某些同辈专业作家可以比拟。说起他在延安时期那些比他年小一些而其待遇、地位又同他相等（他告诉我，他长期背在身上的、被开除党籍的“派遣”嫌疑、“变节”嫌疑，是在1980年才彻底解决，随即才恢复他的党籍、级别、待遇的，这一冤案延伸的长度，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人生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但毕竟解决了，还是应当庆幸。）的同辈文友，他给我讲了个笑话。他说，“80年代在某宾馆第一次开会同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们突然看见我，似不大适应，那看我的眼神似看一个怪物。我揣摩，有人可能心里在说‘他怎么也在这里？’”胡征继续说，“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长期适应了与我的不平等。记得当我坐在编辑部一角处境很不好时，他们中有的人也挺同情、关心处在这种贱民地位的我。‘你很可怜，赐你一根烟抽吧！’他们有好烟享受，有时就不言声地悄悄扔给我两包。我这个‘反革命’犯，也领他们的情，默默地收下。而今世事沧桑，我不但没被整死，反而恢复了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多少让他们感觉有点不习惯。所以祝贺我的，礼貌的话，一时也忘记说了。”
胡征对我说他有一部写刘邓大军当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高超、绝妙的战略战术，快速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已经写完初稿，正在找出路，他也希望我帮他找找出路。我说，正好，我编的《传记文学》杂志，可以给你发一些，求之不得呀！他还告诉我自从80年代对他落实政策以来近十年间，他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写作新著和整理编辑以往旧作多种，近百万字，有诗学、美学论著，诗作评论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等，还有小说、散文创作，等等。只是出书艰难，有的出版社出书，向作者索要很高的费用，我们穷文人，如何出得起？他的三、四部定稿书稿，那时，只有《诗的美学》和《胡征诗选》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但是他坚信，有价值的书，总是社会需要的，而某些文化垃圾，虽可藉金钱、权势而出书并被炒热，但终究是过眼云烟，长不了。因之，他将继续联系自己著作的出版，决不泄气。
诗人胡征的遭遇（3）
我返回北京，他即赐寄从《鲁西南会战》那部写战争的大著中抽取的精彩篇章多篇。像《刘邓大军司令部见闻》、《中国军神》（写刘伯承将军）、《王克勤排长的牺牲》等。我读后，觉得是刘、邓神奇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玄妙的战争风云际会的现场写真，是难得的表现战争的杰作。因之我以“战争奇观”作栏题，率先将《强渡黄河前夕的刘邓司令部》发在1992年《传记文学》第三期最显著位置上。此后，胡征成为这本杂志经常的撰稿人，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他还写了些忆往的作品，如《我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等。这是一种友谊的合作。此后，凡写了新作，他都寄给我一观。
近数年，胡征的多部大著如《诗情录及其他》、《创作拾穗》等均已由西北的出版社出书。另外，陕西学术、文化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胡征的创作和学术成果，9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当地学者张克勤、魏碧雯、廉文澂、张鸿才、蒋潇等主编的胡征研究论文集两册共64万言。
今年秋末，我最高兴的是胡征写战争的大著《鲁西南会战》终于面世，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赐我一本。虽说其中不少篇章，我早已阅过。但从头至尾读一遍，仍感觉非常欣喜畅快。像“解放战争第一枪”，“中国军神”，“战地黄花”，“战争意识流”，“羊山决战”等，真是精彩纷呈。写刘伯承将军甚传神，写敌方将领如郭汝瑰、宋瑞珂之辈，也决不简单化。至于对真刀实弹战争（无论是战争场面，细节穿插，战争的严酷性和浪漫性等）的描写，也相当出神入化。特别是一个写作时已年过七旬，出版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的新作，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自己青春时代所经历的，仍然新鲜如昨。这不是这位作家青春不老，最好的象征吗？
1998年12月20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
严望——一个角色（1）
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50年代初期叫“创委会”）的干部严望并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名字曾在1955年中国一本发行量最大的书上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本书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该书第59页对胡风给路翎的信有一条注解说：［谢、徐、阎］指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都是胡风集团分子。第65页再次注解说：［太兄］指阎有太（即严望）。最后在该书第99页芦甸给胡风的信中还有一条注解［宁、徐、严诸兄］指胡风分子路翎、徐放、严望。当时胡风还在上海，在北京的一些胡风分子们集议，让胡风到北京来，以便统率他的党羽们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并为他谋划向党进攻的战略和策略。就因为其名字三次上了经典，并派定他充当一个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一生充当的角色。
我同严望相识，是我1953年初到北京来工作之时。那时我们同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当时叫文协）机关大院里，虽不同在一具体部门工作，一天早、中、晚，也准得见三回，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嘛。加上那阵子都是单身汉，工余还常同娱乐呢！严望好打乒乓球，抽得一手好球；我打的是短、平、快，好左右调角，我们两人时常较量，他抽球不算狠，我也有得手的时候，逼得他左右摇晃应接不暇。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十来岁，但人很随和，爱开玩笑，脾气又好（从未见他生气），我总把他当作平等相待的伙伴甚至管他叫“阎王爷”，他也不在乎。所以我同严望算是有交情的，青年时代的玩伴。至于我们那时的工作情况，彼此从不过问。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他从未向我打听过《人民文学》的情况。我对他的印象，他是创联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些一般的组织联络工作，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也从不在我面前摆什么“兄长”架子，我看不出来他这人有什么深的城府，甚至连“油滑”也够不上，更不用说“狡诈”之类。只觉得他是个平易、平常、很好相处的人。当然，后来他的名字上了经典著作，我就像小时候读一本童话，脑子里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变成一个比厉鬼还厉鬼的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吓坏了。这是我不认识、从未见过的一个严望。好在单位里并不了解我同严望是下班后球台上的玩伴，并未要我交待严望如何。而严望这个人，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公布后，也从作协大院里消失了，似乎永远消失了。直到25年后，我们再见面的1980年初，他已是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了。
这四分之一世纪，严望到哪儿去了呢？
起初他被关在作协大院后楼的一间地下室。是啊，作协这座中西结合的花园式大院，日伪时期曾驻过日本宪兵的一个部门，后楼地下有很深很隐蔽的地下室。严望在这儿隔离反省一年，由一个大胡子工人看守着。什么叫隔离反省呢？就是和所在机关、社会、人群完全隔绝起来，回不了家，家人也不知他在何处。那时严望刚刚新婚一个月。审问他的是作协指定的工作人员。先问他有存款没有？“没有。”你那里还保存着什么文作、原稿？“文件没有，原稿有田汉、洪深、曹禺、陈白尘他们的。我从华北联大毕业后先在《人民戏剧》杂志工作，后来胡丹沸（戏剧家，那时在‘文协’办公室负责）1951年将我调过来，做些秘书工作。我也是在这时候才认识胡风……”
一年后，严望被转移到西总布胡同老《工人日报》对过一处地方，这时由公安部门的人看管、审问。不久又转移到西城安福胡同一处门禁森严的大院，一人一间小房，每人门口站着一个卫兵。对面住的是徐放，隔壁住着绿原。谢韬、刘雪苇关在后院。这会子工资还照发，但不让看报，家属探望、通信，均不允许。在安福胡同住了两三年，审讯已基本结束，但仍被看管着。1959年老婆提出离婚，严望只好同意。这时他才知道他已有个没法见面的5岁女孩，自然判给对方。他被送进秦城监狱。1957年“反右”后，工资停发（严望原为16级干部，50年代初期工资收入九十多元），这时改为每月发50元生活费（其中伙食费二十多元）。严望记得，刚进秦城，被搜身，“手表交出来！”他说了一声：“同志，在这里。”被看管人员大喝一声：“谁是你同志？！”他跟徐放、谢韬、绿原同处一室，插在被关押的战犯中间，住一号楼。规定每天三小时劳动，种地瓜、花生。常去三号楼院中挑水，给战犯（年纪都比他们大）挑，一星期洗一回热水澡。此时已没有了审讯，但不准家属看望、对外写信。图书馆可以借书。绿原开始攻读他的第二外语：德语和法语。徐放攻中国古典文学，练习翻译旧体诗，将每月发的大便纸订成本子记笔记。唯有住在隔壁的路翎最不安宁，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又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精神分裂。一天，隔壁“1075”号（起义将领董其武的一个部下）突然将自己吊在门上的铜扣上自杀，严望他们吓了一跳。那时不叫名字，都叫代号。四个住在一起的熟人不许交谈。徐放—0685，绿原—0686，严望—0687，谢韬—0688，简称为85号、86号、87号、88号。
1965年9月某天公审宣判。胡风被判14年徒刑（差4年刑满），保外就医。严望、徐放、绿原、牛汉、谢韬等人，在被关押了十年后，被宣布“交代彻底，态度较好，免于刑事起诉，戴胡风分子帽子，予以释放。”
严望——一个角色（2）
以上情形，是又一个25年后的1990年8月（这时离他去世仅一年多时间），严望同我交谈后，告诉我的。我插话问他：“那么，究竟怎样给你具体定罪的？”
“给我定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入作协的坐探，骨干分子。”
啊，坐探，这与三批材料中的按语：“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正好接上榫。
下面我大体介绍一下这个“坐探”的简历。他原籍辽宁锦州，抗战时期是个热血青年，不到20岁的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流亡到关内，穷光蛋一个，失学又失业。辗转到陕西西安后，被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招去（这就是1955年追查胡风集团的底细时，他的历史身份被冠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由来），但他不久离去了，跑到战时陪都重庆，经东北同乡介绍，谋得一录事（替人抄写文书）的小差事。但他思想趋向进步，东北老乡阎宝航、高崇民等，是他崇敬的人。他小时上过私塾，古文底子较好，但既没研究学问，也不舞文弄墨，实在够不上个文化人，也不算文化圈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