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评价似乎比艾青还高。闻先生说：“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样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闻先生还说，“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活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我那时年轻，我为生活在新世界自豪。我也很尊敬艾青、田间这两位诗人。我在他们面前是很谦卑的。可是1955年一个暑热天，我去作协一个平房宿舍找人，极偶然地撞见我尊敬的诗人田间遭凌辱的恐怖景象，却将我吓得目瞪口呆，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听见对面小院里有人大叫一声“我不想活啦”！一看是诗人田间，他从一个小屋里冲出来。他刚喊完，忽地从附近房里出来两个我熟悉的人，一位是来自延安的作家，一位是行政领导者。当时作协的内部肃反、反胡风运动正进入高潮，这两位均是领导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他们立刻严厉地制止田间的喊叫。那位作家粗鲁地低声对他吆喝，“滚进去！滚进去！”那位行政领导人对他威吓：“再不进去，就对你不客气了！”一边说一边不由分说地将田间推进了小屋。
这一幕，太可怕了，一位向来受人尊重的诗人，人格尊严扫地已尽。那两位活像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他们在我心中受尊敬的程度，摇晃了。但我想，他们虽是肃反小组领导成员，心里一定也怀着恐惧不安。因为当年有的肃反对象或审查对象是隔离审查，有专人监管。而像田间这样，因他早年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他与胡风的关系当然也在审查之列。他被禁闭在这间小屋，肯定是要他交代同胡风集团的关系。但这是未加宣布的秘密禁闭方式。那种“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莫须有”罪名的强大精神压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孤独处境，可能使有尊严的诗人田间，突然感觉受不了，遂冲出房外嚷叫。而这又是绝不允许的，并且有失“密”之嫌。因之两人慌忙火急地将这个受审对象快速轰进屋去，也就顾不得自己也是文化界中人的尊严、体面了。
那年月，搞起政治运动来，文艺界的诗人、作家、理论家，常常倒霉地首当其冲。反胡风运动就是这样，不仅将国内外闻名的诗人、作家、理论家，轻率地毫不吝惜地打成反革命罪犯，且株连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系”的作家、诗人。那么，不顾宪法、法律，剥夺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的人身自由、践踏他们的人格尊严，似乎已成为不加介意的“家常便饭”。我亲睹的这一场景，不过是当年粗暴摧残知识分子、文化人尊严的一例罢了。
我在九年前发表的《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一文中说，“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那篇文章，考虑到那时环境，我是留有余地的。但田间喊叫受辱那恐怖的一瞬仍长存我心中，挥之不去。故写小文，供作镜鉴。
田间一瞬（2）
1999年4月1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诗人胡征的遭遇（1）
我知道胡征，是在较早的时候。那是1951年，我在武汉《长江文艺》工作时，在汉口交通路（那时是一条书店街，后来成为鱼市）一家书店买得三联书店出版的胡征的长诗《七月的战争》。长诗写1947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中路突进，突破国民党河南、山东两省之间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从而为挥师中原，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这是一部大气魄的，激情丰沛，又因作者亲身参加了此次战争，而具备现场实感的，全方位表现战争的长诗，我从未见过中国一位诗人这样写战争，有这样大气魄的长诗，因之，爱不释手。而且从写作日期看，作者是1948年9月10日初稿，1950年5月末定稿，这说明作者写成初稿，是在随大军南进的征途之中；且从初稿到定稿，均离那次战争时间不远，我佩服作者写作速度和诗作的凝炼、概括能力。从此，我记下了诗人胡征这个名字。其后50年代初，我来北京工作，又购得他1954年出版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长诗的合集，扉页上有刘伯承将军亲笔题词。此时我也知道胡征已调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并读过他写革命老区生活的《红土乡纪事》和《盐》两个短篇。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件事情让我觉得至为奇怪，愈是有才华的作家愈遭整而且是一抹到底，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路翎，从他的小说来看，旧时代，他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新时代到来，他热情投入生活，而且是去到准备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抗美援朝前线，很快又写出多篇佳作，怀着虔敬、炽热感情来塑造志愿军指战员形象，作品使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读者也深受感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而将其投入监狱，长期监禁呢？如果这样的人真是反革命，那被人称为神圣的文学写作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可以作假玩魔术似的变戏法儿了。再一个就是胡征。诗人胡征本来是《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的主要编辑，又当编辑又写作。听说比胡征小几岁，当年还是无名作者的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发表前，作为此稿编辑者的胡征，就曾给过他帮助。因之谦虚的杜鹏程曾将胡征当做老师看待。论胡征作品的影响，那部刘伯承将军亲笔为其题词的战争长诗，在1953年出版后，曾连印3次，短时期内，累计印数接近8万册。我的印象，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名诗人出的诗集，能达到如此创记录的发行量。
记得1954年某天在我们编辑部主任葛洛办公室，我曾同来访的诗人胡征匆匆见过一面，那年他30多岁，显得非常精神。葛洛介绍，胡征是他在延安鲁艺同学，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当随军记者。可是没过多久，胡征突然脱下军装去陕西省作协了，可能是专业创作吧？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来，胡征很快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此下落不明。这也是使我非常纳闷的。胡征不是周扬的学生吗？他离周扬近，跟周的对立面胡风远；建国后，周扬在“鲁艺”的学生，哪个不神气？不是地方文艺官，就是专业作家，他怎么是胡风分子呢？我想他顶多是抗战时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而据说，当时由于邮寄不便，解放区作家的稿件是经周恩来带出去，交给胡风选登的，这怎么能算在作家个人账上呢？难道跟胡风沾一点儿边，就是反革命吗？周扬是文艺界拥有实权的人，他为什么不保他这个学生呢？再则，胡征当年是在打蒋介石军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而按照毛主席定性，胡风是蒋介石国民党。胡征不仅在战场上打国民党，他写的作品，也是赞颂解放军打国民党，而且受到解放军最有名望的将领刘伯承将军充分肯定（据说刘帅曾逐字审阅胡征的战争长诗）。这更不合逻辑了，怎么打蒋介石的革命分子，一转眼，就跟蒋营垒站到一起去了呢？这些个疑团，我难以解开。
1960年，我去陕西出差，住在作协西安分会。有一次到《延河》编辑部去。在一间办公室里，陪同我去的一位编辑指着坐在一角侧着身对着我的中年人，低声对我说，那就是胡征，胡风分子，刑满出来后，放在我们这里做做一般工作。啊，胡征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但是不好吭声，也不便同他招呼，遂退了出来 。我知道这样人的处境，尽管是很好的人，处在此种境地，就如同印度的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我重见胡征，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喜欢他的文章和作品，更敬佩他的人品、人格力量。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呼喊：啊，苦难养育出来的作家，你比你的某些同辈作家更加强而有力，更富有活力，更有后劲儿。你是生活中的勇士，也是笔阵中的佼佼者。
要详细叙说胡征的苦难遭遇，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但我可以讲讲我印象深的那些地方。
胡征，1917年生，湖北大悟人，学徒出身，不到20岁，在他的家乡办过诗歌刊物。21岁赴延安，同年入党。他是全然的诗人气质，热情似火，好学不倦。可是他的大半生生涯，除了在刘、邓大军当随军记者，没过上几天安生、惬意的日子；也没有几年时间，从事他最钟情的文学创作。到80年代初，为他落实政策，他已近70高龄。1939年他在延安“鲁艺”时，书刊甚少，大家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因之从国统区进来的进步文艺刊物很抢手，胡风主编的《七月》更是“热门”，不易借到。看了几期《七月》，胡征对胡风的文艺主张和他编的杂志比较能接受、欣赏。对比之下，他觉得周扬院长上的大课，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然而这一家之言，教师、学生，却是洗耳恭听，绝少听见异议。他有时就发点微词、异议。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领导者———首长有权利，而普通人的“异端”、“异议”，几乎没有存在和被容忍的权利，即使是延安这样相对平等、民主的社会，也在所难免。胡征的异议，只能被看成是“异端”的萌生，是不会受欢迎的。两年后的整风，很快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胡征遭抢救，日记、笔记被查抄一空，要他“交代问题”。后来他虽未被打成“国特”、“日特”，得到解脱；然而笔记本上对胡风文艺理论欣赏的段落，十多年后却成为他亲胡风、远周扬（也就是远文艺界党的领导人），跟胡风脱不开干系的“罪证”。而1944年，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向他要的诗稿，由周恩来带去重庆交给胡风，被登在《希望》杂志较显著地位的他的“诗集”（虽则刊发后，他也没机会见到），十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一个插翅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诗人胡征的遭遇（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放下“抢救运动”遭整的包袱，毅然奔赴解放战争前线。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作为随军记者和文学有心人，他亲临火线，不怕牺牲，与战士打成一片。他全面深入地采访，从部队首脑机关、刘、邓首长，到各级指挥员，战斗英雄，普通战士，他广泛接近，勤记笔记，脑勤、手勤、腿也勤。他这样跟作战部队同甘苦共命运，自然深受部队欢迎。他写作勤奋，除写通信报告，长诗也在酝酿、起草。像胡征这样深入工农兵，作风又好的新闻、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奖励。事实上，他所在部队也奖励过他。1953年，他的《七月的战争》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然而在1948年1月，胡征遇见一件自己事先难以预料的非常倒霉的事。其实这事儿在战争这个激烈较量、瞬息万变的事态中，随时可能发生。这年1月在大别山王家店战斗中他不幸被俘。这个被俘地点，离他家乡不远。在乡亲、父亲掩护下，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坚决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终于成功地从敌方俘虏营逃出，回到解放区。当然共产党员逃出归队后，接受组织审查，理所当然，也是心甘情愿的。问题是对待被俘逃回来的人，在共产党组织的态度、做法上，我认为存在一些问题。说来有趣，共产党对待俘虏过来的敌人，往往能够做到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但对待自己人被俘归来的呢，则往往严得过头，处置过分，甚至从此不再信任。这就叫：“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甚至不惜冤枉了好人”。这种事情曾屡见不鲜。特别在具体做这个工作的人，往往越“左”越好，生怕别人说自己右。这样一来就造成对被处置的，明明是自己同志的不公正。胡征的情况也是这样。一方面，在1953年，部队领导给他作品颁奖；另方面，审查他的人对他毫不放松。他这个“案件”，审查时间长达7年。令我万分惊奇又佩服的是，他那激情充沛，文字力透纸背的两部赞颂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的长诗，正是宣布要审查他之后，在压力很大、处境严峻中完成的。这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明证，不也是矢志不移的真正革命作家，方能做到的吗？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是真真实实的革命者吗？但是对人的命运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审查者不这样看。在拖拖拉拉的漫长七年之后，审查者以无证据的“派遣嫌疑”、“变节行为”，将这样一位忠诚者，部队名作家开除党籍。我猜测，大约也是在这样背景下，他才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