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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6）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我记得毛泽东主席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主席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微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李白诗选》的编选、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迩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憎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见《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418—419页。）1996年2月5日完稿（载《黄河》杂志）附：就教于何满子先生一、何满子先生有“病”“何满子”原是古代舞曲的名字。元稹《长庆集》中有《何满子歌》云：“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篡。”我知道当今有位何满子先生，在“胡风集团”冤案中，他也“婴刑系在囹圄间”。因之他也是“下调哀音歌愤懑”。在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于1990年第5期发表他的大作《“胡风集团”冤案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他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所以他的“哀音歌愤懑”是很值得人们同情的。而今他恐怕早已“一唱承恩羁网缓”了吧？最近看到他的散文自选集，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散文、杂文候选名单中，我甚为他高兴。满子先生现在也仍在唱他的愤懑之歌。我不大理解今日他内心的愤懑为何如此之多？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变调了。听朋友们说，近数月他以79岁之高龄在各报刊发表了十多篇大著都是“愤怒声讨”他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大“叛徒”舒芜先生的。也有人赞赏说这都是“剥舒芜画皮的”。我一听这调儿不对呀，都什么时候了，“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十多年，政府、社会早已赦免了先是在道义上做了对不住朋友的事，后来很快也成了受害者，且近来又作了沉重检讨的舒芜先生（请参看舒芜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为什么何先生还在造他的反，剥其“画皮”，揪住不放，揪个没完呢？何先生“不准革命”，岂不超出《阿Q正传》中赵太爷好多倍。可惜那十几篇大作我无缘得见。不久前，一位朋友寄给我何先生发在《上海戏剧》本年第4期“热点话题”栏中一篇最新大作《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副题是“说舒芜和胡风冤案”）。朋友说“这篇是最长的，也剥得最彻底”。我一看文章的标题便怀疑何先生莫不是有病了？这类让人心惊肉跳的标题对于过去一些年中国那些饱经“红色恐怖”和“左”的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太耳熟能详了。说实话，我只要夜间做噩梦，仍然多半是梦见别人在“剥”我的“伪装”，撕我的“画皮”。我们决然不愿再回到那个时代去，永不！我相信何先生也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何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去打同样受过迫害、背着沉重负罪感十字架的舒芜先生呢？而对于“总督们”，他不敢、也早原谅了他们。对于舒芜这样无权无势的一个平民，他则决不饶恕。细细拜读何先生大文，则我更相信何先生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何先生在其新作中说：“中国人如有谁最害怕胡风冤案平反的，舒芜当是第一人。”我不知其根据在哪里？但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何先生是第一个揪斗舒先生的人，并且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有何先生这篇新作中那些极其愤怒、仇恨、谩骂，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夸大的语言作证。为了不污损拙文的语言，恕我不一一引录，请读者诸君自去查阅何文，看何先生是不是这样？看我讲的有夸张、吹牛的地方没有？何先生除了被“文化大革命”细菌感染，得了不轻的精神方面的病（我决无意诅咒何先生，而是事实是这样）；在精神方面，何先生似还有一种癫狂病，这种癫狂状态，就是陷入癔想，失去分寸感。例如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只不过表示了对舒芜先生过去处境一定的同情、理解；反过来我不很同情、相信那些以前的“祭司长”、“长老们”为自己所作的说明和辩解（而何先生是信的，说他们“其言自当可信”），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毕竟比何先生多一点。而何先生就说我第一“用第三者口吻讲出了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要说的话”，（笔者按：这句话我认为大致是对的。）“以吹捧法张扬了舒芜……‘学术’上的丑表功”；第二“开脱舒芜1955年的那场献信告密助成冤案的道德责任”。第一、本人平生从不吹捧人，也不懂得什么江湖上的“吹捧法”。但是我明白了，如果我不认为舒芜先生是“走错了房间”的“小政客”（何满子先生原话。至于舒先生是不是学者或政客，是不是学术成就比何先生高或低，我想不在本文中讨论或判断，读者自有公论。）那在何先生，我就等于是吹捧舒某人了。第二、如果我对舒芜先生过去的处境和遭遇有所同情或理解，在何先生，我就必是为舒先生“开脱道德责任”了，只有像何先生那样“革命”得可爱，将舒芜这号“理应分尝罪恶的苦果”的人永钉耻辱柱上，那才是不为其开脱罪责。于是何先生得出总体看法：我和舒芜这个“罪恶的”“小政客”“呼应得如此默契，姑不论灵犀相通的原由，至少可以证明世上也真有吃舒芜那一套的人；因而唱和吹打之间，旧闻便被炒成了新闻。”我在文中曾说了一句“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何先生为我批注曰：“奇怪，何必要特地作撇清关系的表白呢？有关系也不妨呀！”请问何先生这样编派我，究竟有何根据呢？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7）
二、《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写作及发表经过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我仍然觉得何先生语失分寸的癫狂状态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毛病。我对他同情、怜悯多于反感。我更不愿意跟尊敬的何先生卷入笔墨官司。但是事情的原样怎样；究竟谁在炒旧闻为新闻，不是依何先生的主观编派为转移的。所以关于那篇拙文写作情形，也可稍讲几句。在我主编文化部主管的《传记文学》杂志9年期间，应编辑同事之约，曾在杂志上设了“蔷薇花瓣”专栏，以伍宇笔名，较系统地写了过去几十年我亲见亲历的文坛往事和逸闻，陆续于刊物连载。在1994年至1995年，香港乐府文化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先后编辑成书出了海外版（书名叫《中国文坛写真》）和国内版（书名叫《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是我经过多年材料收集、积累和酝酿，1995年准备写出放在“蔷薇花瓣”专栏的一篇文稿。因为这个题材一直是个空白，没人写。我也知道这是个敏感的题材和人，尤其舒芜先生这个人在一些人中名声“臭”，一般爱惜自己名誉和想过安宁日子的人，是不会去跟这个题材沾边的，况且写作上难度也不小。尽管如此，为填补文坛史料空白，我必须写出此稿。所以其后拙作写出，我特意在文稿中声明“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先生没有关系”，这是实话实说。与何满子先生臆想的相反，我不是要摘除我和舒先生的关系，而是要如实地讲清舒先生和我写这篇文稿的关系：这篇文章是我主动要写的，倘若出了什么毛病，文责完全由我自负，当然跟舒先生无关。除非想把水搅浑的人，才将事情颠倒过来说。1995年8月1日，我走访了当事人舒芜先生。在这之前发表于1989年和1990年《新文学史料》杂志上林默涵先生写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舒芜先生的答客问《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等有关资料我都看过，访当事人舒芜先生，主要是想直接了解一下当事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心态。促使我写这篇文稿还有两个动机，就是想为五十年前舒芜的《论主观》（舒芜《论主观》于1945年1月在胡风先生创办的《希望》丛刊上发出，距1995年正好是50年，所以我那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这“五十年”可不是随便写的，从这里也可以侧证我的文章不是像何先生主观臆想的，像某些人将文章当“热点”商品那样“炒卖”出来的。）这一公案和其后挨批的冤案，作一清理，这在我头脑里已经酝酿好久了。再是读了聂绀弩老人论“总督”和“犹大”的那封信给我的触发。尽管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我至今觉得绀弩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