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取点经。曹雪芹跟小说第一主人公关系密切，但他比贾宝玉站得高。这种两个人视角混杂的情况，望兄修改时适当注意。４。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成分，自然不必回避。但我以为还是可以适当节制，以典雅、美、尊重女性，不恶俗，少副作用为佳。５。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开头结尾比较平，“龙头”“凤尾”比较平，大“猪肚子”很精彩。再就是文字赘累、重复之处似还可以删。６。 我觉得尊作的修改属于细致地推敲、删改，文字语言精益求精，似不必伤筋动骨地去做大手术。以上意见供兄参考。出书的事我想找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们联系一下，他们出书是比较快捷的。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3）
弟 光群 １９９７，７，１３。
以上是今年７月１３日读毕孙民兄长篇稿写给他的一封信。１１月３０日接孙民兄信，言书稿经过听取各方面朋友们的意见，数月埋首，修改定稿，于１０月初送达作家出版社。该书稿已于近日经出版社肯定，他们已基本定稿，无大改动，不需作者再事修改。得此信我甚觉欣慰。
（孙民的近百万字小说《盛世幽明》，1998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书。）
1997年12月23日
青海采风（1）
——写青海民族作家群
1986年炎夏盛暑，我来到了清凉世界，那是青海省会西宁。我应邀给青海文学院的学员们看稿、讲课，有幸结识了高原上一批新作家，留下难忘印象。
首先，初次相识的青海省文联主席、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便是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记得在饭桌上，他热情、坦诚地向我介绍青海藏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创造，并以自己的家乡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为例，讲述那儿的宗教寺庙，如何世代相沿地培养着本民族在宗教、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这些寺庙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劫难和近几年的恢复，给我增加了闻所未闻的新鲜知识。我早就知道，在我们民族大家庭里，藏族是个有悠久历史传统，有独特文化艺术创造的民族，而今在诗人格桑多杰身上，正体现了藏族这种文化传统和素质。他是省委领导成员、文联主席，除了写诗，正致力于新时期青海省多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开发。青海省文学院便是在省委和省文联的关怀下应运而生的。听着格桑多杰具体生动的介绍，我对青海文学院各族学员和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好奇心。
在学院负责人程枫同志拿来的一摞摞中篇小说稿中，藏族青年作家多杰才旦的《我和三个白度母》立刻吸引了我。我走过青海、西藏许多喇嘛教寺庙，那些白度母、绿度母哪，都是些容貌端庄、身材秀丽的仙女塑像或者画像。看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我猜作家写的可能是作品男主人公和三个藏族青年女子之间的关系，我猜对了。但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那位纯朴的藏族男青年在不同际遇中与三位“卓玛”（“卓玛”，是藏族姑娘爱用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仙女，也就是相当于宗教里头的白度母、绿度母……）之间，超乎情欲之上的关系，还是叫我非常佩服、信服。例如“我”和年轻、美貌的藏族姑娘、州打字员意乐卓玛（意为贤慧的白度母）有一次难得的山林同游，“我”为意西的外貌和内心美所倾倒，差点儿堕入情网，但实际上双方都保持着理智，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又如“我”和牧女德洁卓玛（意为温柔的白度母）一家亲同手足，夜晚在帐篷里单独相处时，德洁对“我”表现了亲昵的意向，但我忆起德洁已有对象，便巧妙地回绝了。“我”的这种举动，得到了姑娘的理解和尊重。这些，我以为颇恰切、细致地表现了在悠久文化传统与新社会环境熏陶、影响下，藏族新一代男女青年高尚、纯洁的心灵与对更高的精神文明的渴求。正像作者在作品中愤愤然发的议论那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藏族姑娘，远不是一般的七八流作家所想像的那样在两性关系上很随便，一推就倒。”时下，确有个别“七八流作家”，以把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中的两性关系写得污秽不堪为“时髦”。读了多杰才旦这篇作品，顿觉清新爽目，好似向文坛吹过一股清润的风。再则，作者写小说的技巧也是相当纯熟的，行文自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感情真挚，毫无忸怩作态。读罢小说，自然想会会作家其人，可惜他远去牧区，不在西宁。
我读的第二篇小说是青海蒙族青年作家察森敖拉的《无词的摇篮曲》。察森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如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3期的短篇《被拒绝的吻》。而中篇小说《无词的摇篮曲》，我觉得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青海海北牧区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例如，小牧羊女巴达玛感受的祁连山区那奇诡莫测的神秘世界：“……一只黑色的秃鹫叼着小羊羔飞上了天空。她看得清清楚楚：小羊羔在秃鹫的爪子里挣扎着，叫喊声那么凄惨。她望着秃鹫，抡着抛兜追呀追。大羊的叫唤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当她正追赶的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狡猾的秃鹫叼着小羊，飞过浩门河，落在对岸的小山包上。巴达玛的眼睛里涌着泪花，拣起圆圆的鹅蛋石，装进抛兜，对着秃鹫打。可是秃鹫落得太远，怎么也打不到。‘咩咩’一声，小羊羔的妈妈，那个黑眼圈母羊，从巴达玛身旁窜出来，跳到河里去了。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它冲出好几丈远。‘咩嘎嘎……’浪头一次次把它埋没，那对黑眼圈一次次冒出水面。那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汹涌的浪头把声音连同那双黑眼圈吞没了，再也没露出水面。可它的叫唤声还在河两岸回响，完全变成了‘娃娃呀———”这一幕活龙活现震撼着孩子心灵的自然界的惨剧，还有母性之爱，我读了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如果不是对牧区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加上一颗敏感、善良的艺术家的心，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精妙、老到的描写。全篇正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独特感受，写了善良、热爱劳动，用那母性的无私奉献，含辛茹苦地负重一生的祖母额吉的形象；写了那头也是无私奉献却结局悲惨的老白牦乳牛以及它和老祖母、小女孩之间无言的感情交流。从祖母身上，我感受了一种动人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好像自己的心灵也被净化了。太好了，太需要了，体现在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母性之爱———“无词的摇篮曲”！但另一方面，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在生活里却常常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重视、关心，正像那头有象征意义的老白牦乳牛，老了，在人们心中不过视之为无用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废物罢了。谁珍视它曾有过的奉献呢！这又引起人们的深思。作者以冷峻的态度，生动如画的笔法，展现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悲剧，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透视与思索。这不是对生活和人物没有深知，没有理解与热爱的作者能够做到的。全篇无一字空洞、抽象的议论，但那丰满的形象细节以及它所透露的生活哲理，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我。我极想见到这位作者。感谢青海的文友给我机会，我到了作者生活在其间的海北藏族自治州。7月22日，我抵达州首府浩门镇，晚上即去看望察森，在他家里做客。这是一位面色黧黑，中等身材的人，原来他曾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过，汉名叫张德诚，以前我们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他是距浩门镇不远的仙米乡人，今天我正好路过那儿。这是个蒙、藏、汉、土、回五个民族混居的乡。海北自治州有不少这样的民族混居区，这是久远的历史形成的。察森的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藏族。难怪一见之下，察森那黄黑面孔，一口闪亮的白牙，还有微带摇晃的步态，使我感觉他像个藏族；而那方方正正的脸盘，偏高的颧骨，又是“标准的”蒙族。仙米是个美丽的地方，山上林木葱茏，百鸟啼鸣，据说盛产珍禽蓝马鸡。山畔野花盛开，争奇斗艳，山丹丹花更是红得撩人。浩门河宛转流过，附近有肥美的牧场，一望无际的开花的油菜地。察森从小生活在这众多民族友好相处，农、牧、林混作的环境和这片土地、这样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血肉联系。父、母是农、牧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藏族，是以水草丰美闻名的苏家滩牧区的人。这次家庭造访，使我更加了解察森其人和他的作品。他继续保持跟这片土地、这多民族的人群的密切关系，又正值盛年，看来创作上有很大潜力，已经显露并将更大地迸发出来。
青海采风（2）
青海东部农业区（包括西宁）位于黄河的重要支流湟水流域，历史上也叫河湟地区，不但是青海省的粮仓，且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历来是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交会点，农区和牧区的连结点），早已形成具备自己特点的文化、生活风习。例如宗教、建筑等受藏族影响，民歌“花儿”，受回族很深的影响。我在阅读青海文学院学员的中篇小说稿时，很想看到一点反映河湟地区生活风情的小说，果然给我找到了，那就是青年作者井石的《湟水谣》和回族青年作者韩玉成的《荒地》。井石我听说是青海海西州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瀚海潮》的编辑。我曾读过他发表于《瀚海潮》198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话说王辩五十六》，是写一位具有李有才式幽默感和才气的农民的遭遇、命运。正像作者自我描述那样，“由于吃洋芋蛋（也就是土豆）长大，所以在他的身上，作品中都有一股子洋芋味儿”。我读后有同感，也就是河湟地区的乡土味儿、乡土气息。这篇《湟水谣》，作品的主旨是通过一位寡妇守“节”一生的悲剧故事，表示对残存于生活中的封建旧习俗压抑人性的控诉、抗争。主题不能说很新，给我印象深的是贯穿于全篇的对于湟水流域生活风习（农家小院，悲欢离合、婚丧嫁娶等等）相当娴熟的描写，这给予作品一种独特的色彩、风味。我读完一遍后，女主人公逝世前怀念和呼唤黄河水声的那场景久久难忘。还有自然穿插于作品中的优美的民歌：〓半个儿蓝天半个儿云半个儿烧红着哩；〓半个儿肝花半个儿心半个儿牵谁着哩？
〓菜子的花儿黄似金清水儿把地浇了〓尕妹的心儿三九的冰煤炭火烤不消了！
那更是余音绕梁，令我时时想起驱车于白杨夹道、油菜花遍野的河湟谷地那些惬意的旅行。
韩玉成的《荒地》，亦是以河湟谷地的农村生活和人物作为描写对象，作品的构思是通过一对农家夫妻的离合故事，强化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意识的侵入以致引起家庭、伦理关系在冲突、痛苦中的新变化。作者的表现手法吸入了象征、意识流、时空变幻等等，但运用颇为自然，节律、层次分明，且语言常有出新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井石、韩玉成那一番有趣的情景：我出门散步，迎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瘦高者鬈发（看来是烫过，而非天生的），上身花格衬衣，下着紧身牛仔裤，男式高跟尖头皮鞋。那矮胖的随意穿一身灰不灰黄不黄的便服，敞开着领口、袖口，眼睛笑眯成一条线，天生一副滑稽演员样子。我心想哪来这样“反差”对比鲜明般配的一对，要是上舞台演相声，甭化装准会受欢迎！我正暗自发笑，忽见文学院负责人走过来给我介绍，指着那小胖子：“这个叫井石，中篇小说《湟水谣》的作者。”又指着那瘦者：“他叫韩玉成，《荒地》的作者，回族，在《海东报社》工作。”小韩马上开了个玩笑：“您听明白了吗？他的名字好记：‘落井下石’！”小胖子井石一边毫不介意地开怀大笑，一边给我这才相识的人，讲了刚刚发生的故事：方才我俩在西大街，想进书店看看有啥新书，不想还没进门，就被女营业员‘挡驾’了：‘你们两个干啥的？’‘我们进去看书呀！’‘冲你们这样儿，看什么书！’她把我们当作流氓、阿飞，或者小偷嫌疑犯看待了……”这位营业员是以衣貌取人。其实，只要跟他们接触交谈，便会了解他们是内心丰富、创作上有追求，即便是学习上也是努力奋进的年轻人。小井原是湟源县的农家孩子，至今家在农村，由一个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业余作者、文学编辑。那天我听他谈处在汉、藏交界地带的湟源县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