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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岗时曾收到不止一部朋友们介绍来让我阅读的长篇小说手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都有丰富生活经验，初涉长篇创作的非专业或专业作者，成功率均很低。其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生活实录却缺乏艺术构思或艺术思维；有的作者有理论素养，却缺少艺术感受力，写出来的稿件枯燥乏味，通篇不像小说；有的作品勉强可读，但缺少艺术光泽和艺术个性。你的大作在没读之前我曾有模模糊糊的担心，怕你习惯了理论思维，写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小说呢？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已被你创造的艺术天地艺术形象所征服了，屡屡欲罢不能。这使我重新想起你早年的文学意愿，看来你并没有将它停在口头上，没有被生活的坎坷，工作事务的繁忙所摧损，而早就是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我读完全稿的最后一个字，我可以大松一口气了，我要说，这是一部以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技巧写成、可读性强；用历史眼光、艺术的解剖刀，通过解剖一个省近半个世纪发生的人和事而真实、深刻、较全面地映现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状貌的不可多得的长篇说部。我首先要祝贺你完成了这样的长篇巨构。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政治文化素养，文学的才华和胆识加上顽强不懈的努力，不可能有此硕果。我这人从不愿夸张、吹牛，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现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因其真实性、透视力，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描写典型的概括能力，而足可传世的小说。我孤陋寡闻，这几年读长篇新书甚少，但我的印象，还没有一部像你这样的长篇。这是因为有些专业作家虽说创作经验颇丰、才华出众，却不具备你既了解上层又了解底层，既了解官员、知识分子又了解工农、市民，既熟悉经济又了解文化以及高度的理论、政策修养，这样一种高级记者兼幕僚的生活阅历。那么，这小说对我来说究竟有哪些印象深的东西呢？一是作者以“无冕之王”的视角历史地全方位地大体按照时空顺序几乎涉笔了一个省范围内从官场到“三教九流”几十年的社会生活；然而本书的重点、精彩也是成功之处显然是解剖官场、一个省报社———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及西北干旱区农村。二是有一批写得成功的人物，如高原省历届省委书记章宗良、王泽元、谢维江、杜一平，他们有官场人物的共性又各具特色；又如处在全书中心位置贯穿始终的第一主人公记者兼省委幕僚的方文敏、第五届省委书记吴振奇、县委书记及引通济秦指挥王玉书，他们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的脊梁。再如我将他们目为反派的野心家、投机家彭勃，风派人物、宣传部副部长卫文海，极“左”派、投机家文大同和余维山、郝健人之流，也富有典型性，刻画细致，生动传神。三是读完全稿，不由引发人对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这也是难得的。下面谈谈关乎作品修改的几个问题：1。 关于小说的体例，我同意书的内容简介中讲的此书接近传统野史小说。但我主张不一定标上“写实”二字，以免跟近年颇为盛行的“纪实小说”之类混同。这类标榜本身就是矛盾的，小说就意味着有虚构，哪能全是纪实呢？这类真真假假的“纪实小说”已经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来作者与“模特儿”之间一些官司纠纷，得不偿失。2。 小说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当前某些敏感复杂的政治问题，建议a。 让事实说话，尽量避免评议，b。 采取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c。 采取中国传统小说中某些“皮里阳秋”、“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等手法。d。 仔细推敲，删除某些不必要的直露的话。3。 关于小说的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取点经。曹雪芹跟小说第一主人公关系密切，但他比贾宝玉站得高。这种两个人视角混杂的情况，望兄修改时适当注意。４。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成分，自然不必回避。但我以为还是可以适当节制，以典雅、美、尊重女性，不恶俗，少副作用为佳。５。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开头结尾比较平，“龙头”“凤尾”比较平，大“猪肚子”很精彩。再就是文字赘累、重复之处似还可以删。６。 我觉得尊作的修改属于细致地推敲、删改，文字语言精益求精，似不必伤筋动骨地去做大手术。以上意见供兄参考。出书的事我想找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们联系一下，他们出书是比较快捷的。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2）
弟 光群 １９９７，７，１３。
以上是今年７月１３日读毕孙民兄长篇稿写给他的一封信。１１月３０日接孙民兄信，言书稿经过听取各方面朋友们的意见，数月埋首，修改定稿，于１０月初送达作家出版社。该书稿已于近日经出版社肯定，他们已基本定稿，无大改动，不需作者再事修改。得此信我甚觉欣慰。
（孙民的近百万字小说《盛世幽明》，1998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书。）1997年12月23日孙民兄：你好！读完你的长篇小说手稿《盛世幽明》，我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我忆起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在中南文艺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的同学生活。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作为一个高中还未读完的中学生在这所革命大学，遇见你们这些阅历比我丰富，自北方南下的同学觉得很兴奋。拿你来说你也高中没毕业，但你是在学校参加进步学运受到反动当局注意而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投奔中原解放区的。我们一同考进文艺学院选择文学创作专业，自然至少说明我们对文学有爱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定了要从事文学写作，当作家的意愿。何况当年对我们的培训，强调的重点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先做革命人，打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方能为工农兵服务。既然是这样，例如我即使有成名成家想当作家的想法也是不敢轻易当众表露的，这至少会遭来挨批评的麻烦。那时的培训者、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们好些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问题是来不及细心区分正确地对文学抱有理想追求，至少做个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与为追求名利而“成名成家”的界限。未曾想到的是，你因为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而自己又在某一场合公开表白了自己对文学写作的抱负，比如你仿佛说过当作家就要当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而不幸成为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靶子而横遭批判。这一批判的发动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而攻势也是凌厉的，还要人人表态，与你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彻底决裂”。这样一来，你无法再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了，只好被迫离开。你心情沉郁地打算回到当年你从事学运的第二故乡兰州，再求一个新的开始。自这以后，再也听不见你这位对文学有抱负的同学的消息。你是“隐姓埋名”了，确切地说，你在兰州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这回你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恢复了孙民这个本名，取消了参加革命后改名的“沙冰”这个带有浪漫气息、文学意味，而我们熟悉的名字，于是你在同学们中间销声匿迹了。４４年后的１９９４年在北京我们才又重会，这时我方知你是事业有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尤其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如何发展的重要专家之一，西北名记者，省委的幕僚。不久我又收到你寄来甘肃出的你的大著《治贫之道》，拜读了大著中多篇文章如《论平均主义》、《关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设想》、《试论甘肃省农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停止植被破坏是实现陇中治穷致富的出发点》、《甘肃省农村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研究总体报告》、《亿万农民的意愿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我服膺于你的成就，你是立功又立言者也，这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实属少见。同时我再次想起我国古人说的“伏久者飞必高”那句老话，你是年轻时遇见意想不到的严重挫折沉埋下去又再次奋起的人，这多么不易啊！无疑你是将挫折变成了催促自己前进的力量。你曾告诉我你在写长篇小说，而在两年后的１９９７年初春，我收到你寄来三册沉甸甸的你已完成的百万言长篇小说手稿。手头事情较多（其实主要是忙自己写作的事。５月份又去南方探亲访友将近一月），你的长篇收到后看了一少部分放下了，直至回来才昼夜兼程集中看了十来天方“大功告成”。
我以前在岗时曾收到不止一部朋友们介绍来让我阅读的长篇小说手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都有丰富生活经验，初涉长篇创作的非专业或专业作者，成功率均很低。其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生活实录却缺乏艺术构思或艺术思维；有的作者有理论素养，却缺少艺术感受力，写出来的稿件枯燥乏味，通篇不像小说；有的作品勉强可读，但缺少艺术光泽和艺术个性。你的大作在没读之前我曾有模模糊糊的担心，怕你习惯了理论思维，写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小说呢？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已被你创造的艺术天地艺术形象所征服了，屡屡欲罢不能。这使我重新想起你早年的文学意愿，看来你并没有将它停在口头上，没有被生活的坎坷，工作事务的繁忙所摧损，而早就是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我读完全稿的最后一个字，我可以大松一口气了，我要说，这是一部以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技巧写成、可读性强；用历史眼光、艺术的解剖刀，通过解剖一个省近半个世纪发生的人和事而真实、深刻、较全面地映现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状貌的不可多得的长篇说部。我首先要祝贺你完成了这样的长篇巨构。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政治文化素养，文学的才华和胆识加上顽强不懈的努力，不可能有此硕果。我这人从不愿夸张、吹牛，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现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因其真实性、透视力，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描写典型的概括能力，而足可传世的小说。我孤陋寡闻，这几年读长篇新书甚少，但我的印象，还没有一部像你这样的长篇。这是因为有些专业作家虽说创作经验颇丰、才华出众，却不具备你既了解上层又了解底层，既了解官员、知识分子又了解工农、市民，既熟悉经济又了解文化以及高度的理论、政策修养，这样一种高级记者兼幕僚的生活阅历。那么，这小说对我来说究竟有哪些印象深的东西呢？一是作者以“无冕之王”的视角历史地全方位地大体按照时空顺序几乎涉笔了一个省范围内从官场到“三教九流”几十年的社会生活；然而本书的重点、精彩也是成功之处显然是解剖官场、一个省报社———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及西北干旱区农村。二是有一批写得成功的人物，如高原省历届省委书记章宗良、王泽元、谢维江、杜一平，他们有官场人物的共性又各具特色；又如处在全书中心位置贯穿始终的第一主人公记者兼省委幕僚的方文敏、第五届省委书记吴振奇、县委书记及引通济秦指挥王玉书，他们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的脊梁。再如我将他们目为反派的野心家、投机家彭勃，风派人物、宣传部副部长卫文海，极“左”派、投机家文大同和余维山、郝健人之流，也富有典型性，刻画细致，生动传神。三是读完全稿，不由引发人对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这也是难得的。下面谈谈关乎作品修改的几个问题：1。 关于小说的体例，我同意书的内容简介中讲的此书接近传统野史小说。但我主张不一定标上“写实”二字，以免跟近年颇为盛行的“纪实小说”之类混同。这类标榜本身就是矛盾的，小说就意味着有虚构，哪能全是纪实呢？这类真真假假的“纪实小说”已经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来作者与“模特儿”之间一些官司纠纷，得不偿失。2。 小说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当前某些敏感复杂的政治问题，建议a。 让事实说话，尽量避免评议，b。 采取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c。 采取中国传统小说中某些“皮里阳秋”、“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等手法。d。 仔细推敲，删除某些不必要的直露的话。3。 关于小说的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