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对国、共两党两代人物准确、精当的描写，它对历史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它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它的动人心弦，可以说是当时某些被当作佳作推荐的作品所不及的。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萌生了想见见作家本人的愿望。在小说刚问世时，我也曾有过遐想，假使电影界有识之士将其搬上银幕，精心拍成一部很美、很值得回味，欣赏价值颇高的世纪经典式电影，岂不甚好？
但是一切非我所料又似意料之中：在这新旧交替、交错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恰恰是好的，有才气、富有创造精神，具备创作个性、艺术特色的作品，横遭批判、挞伐，而某些艺术粗糙、平庸，主题“积极”之作，反被捧得很高。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命运正属于前者。某些报刊及权威批评家指责这篇小说“宣扬了宗教情绪”，自然也就宣扬了“反动的”唯心论。有的则称作者“美化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将军”。这样的批评模式不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尽管不少读者对这类批评嗤之以鼻，它却产生了社会影响。我想那时即便有电影制片家动了改编、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念头，恐怕也会马上放弃，以免招惹是非。据我所知，也因为小说遭受批评，影响作者有好几年不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然社会上仍有慧眼识才及公正之士。有影响的北京《十月》杂志最早将礼平的小说发表；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８１年为其出版单行本，１９８６年再版，累计印数达１６万册。这也说明作品拥有不小的读者群。读者并不因它挨批评而不要看它。相反，新时期似乎有一条不成文定律，愈遭批评的作品愈走俏。批评家的指责反给作品引来更多读者。
我认识作家礼平是在１９８６年上半年。那是一次欣悦的旅行，我和礼平、部队诗人李晓桦三人结伴同游黑龙江省北部。在四月中旬，我们穿越大兴安岭的草原、林区，抵达祖国最北边的北极村。我们的目的之一是想看看祖国北疆的大江黑龙江和它在春季是如何开江的；再是沿着黑龙江沿岸旅行，到达黑河市停下来。这样我和礼平、晓桦有二十多天朝夕相处。这时我才知道礼平同晓桦一样，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来自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两人同是军中作家（礼平那时是海军的创作员），对考察边疆感兴趣，喜欢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喜爱读书，而礼平对近、现代历史尤为着迷；使他同晓桦结成好朋友。他们结伴走边疆已非头一回。我想共同的爱好、兴趣，也是我同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吧。礼平其人比我想像的更加文秀而敏感。他的头脑曾沉湎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中国的外国的这方面著作他读过不少。此次旅行，他身边带的是魏源的《圣武记》。谈论康熙、乾隆两朝对边疆的举措，因而成为我们旅途中一个话题。记得有回我们三人在嫩江小城小酌，礼平忽地向模样清秀的女店主打听，这里还有没有康熙朝从云南充军来这儿当站丁的吴三桂军队的后代？女店主笑而不答。谜底很快被在座一位老顾客揭开，他说这位女店主恰是来自云南站丁的后代。由此，礼平结合两次到黑龙江的感受，生发灵感，回京后写了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５月号。小说的题目叫《小站的黄昏》。没有对生活敏锐的触觉，对历史现象深入思考和丰富的想像，这小说不可能创作出来。
礼平热情、纯真的诗人气质不时会显现，使人觉得他的确像个天真单纯的大孩子。我们到达中国最北的县———漠河县的北极村时，黑龙江仍然冰封雪冻。据当地人说，这年开江要比往年迟些。我们只好匆匆折向南行，以便在更偏下游的地方去看开江。中途我们住在塔河县一个边防团部。第二天清早，我们发现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厚厚的积雪封住了门槛、道路。在有的人，或许觉得这是裹紧被褥睡大觉或围炉饮茶消闲好时刻。然而礼平却兴奋异常，来回走动，瞄着外边的雪景。终于他提议我们一起步行到雪地里去，到森林里拍照、玩耍！这主意没有异议地通过。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了。虽说雪深及膝，举步维艰，当我们深入茫茫林海、雪国，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最壮观美丽而寂寥，似脱尽人间烟火气的童话世界展现于我们眼前。礼平、晓桦忙着拍照不停。放下相机，我们又在雪原上奔腾、跳跃。这雪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清爽、洁净、温柔，甚至有几分暖意。据说，这正是下的一场开江大雪，在暖暖雪被的捂盖、温润下，温度会迅速升高，黑龙江也就开江有望了。最激情难平的是礼平，伸展双臂，仰天呼啸，犹不足以表达他对北国雪原的深情，我看见他在雪地上翻滚！这种热情如潮，与壮美江山融成一片的深度体验，后来我也同他分享了。
1997年2月10日
诗人周涛的感叹
1987年秋天，我同军队里一批诗人朋友结伴同游九寨沟，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豪放诗人周涛。这汉子具备十足的魅力，尤其他的谈吐，很快使自己成为大伙儿注目的中心。我们正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军区来车送我们出发。周涛在讲他的一次历险。那是“文化大革命”掀起武斗高潮之时，他搭乘一辆载了好些人的卡车往镇上去，迎面忽来一车，朦胧中看不清楚，司机以为是自家人正欲喊话，对方却看清了这是对立面的车，一梭子子弹射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司机连忙调头奔逃。“我正在卡车前头，第一批子弹没有击中我，这时我已匍匐在车板上，车上的人也全都趴下了。只听子弹如急风骤雨般一阵阵打在车厢上……亏得司机开得快，我这才捡回一条命。”听者也跟着他松了口气。周涛又略带忧郁地继续说：“这回乘长途车去九寨沟，我预感会遭遇危险，说不定会翻车，就看谁的命大。谁能死里逃生了。”周涛说的翻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就在几天前，某报一位摄影记者乘车去九寨沟，因路面不好，结果翻车身亡。周涛故意说些不吉祥的话，虽是开玩笑，我们这些即将登程的人，心里也会涌起一阵紧张呢。不料周涛话锋一转，将他的玩笑话直冲着诗人李晓桦（我知道他同李晓桦是极好的朋友，两人曾结伴同行，翻越喀喇昆仑山冰大坂，自新疆去西藏的阿里）。周涛说：“我看这回李晓桦最危险，说不定难以闯过这一关。除非车上坐着个命大的人保护你，否则……”李晓桦挺不在意地说：“周涛，我倒要看看你的预言灵不灵。说不定死里逃生的是我不是你。”李晓桦的夫人沉默不语，两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周涛。
我们此行很愉快。小面包车向北疾驰，穿过李白的故乡江油，进入大熊猫的生长地平武山区，再由平武趋南坪，抵九寨沟。返回时又去黄龙风景点，经过松潘、包座、班佑等地，大体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南下。在藏区草地，周涛显示他是个驭马、骑马能手，那几个军旅诗人谁也比不过他。草地、雪山，艰险的路都被我们闯过了，平安无事。最后一站宿于理县（又名杂谷脑）。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正在沉睡的我们，忽被对门房间里一群尖亮嗓门的四川妇女的说话声、笑闹声吵醒了。有的人只好被迫起床。大约最先起床的是诗人李松涛，他好心地去劝说那伙刚刚住下来的女人安静点，别影响旁人休息。谁知有几个“川辣子”不吃他那一套，七嘴八舌，连骂带笑将他奚落一番。老实的李松涛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房间。妇人们正自得意，笑闹声升高了好几度。这回是好汉周涛不知从什么地方“杀”将出来，站在妇人们房前，威严地一吼：“闹什么，嚷什么？”即刻沉寂有几秒钟，忽地一梳辫子的川妹子不甘服输，疾徐有致地骂了一句：“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操你妈！”这时我们的周涛兄却没有见气，只低声凝重地找补一句：“家去操！”这女子像被火灼般地立刻将房门关上。自此对门房间再没声息了。回到我们中间，众人纷纷祝贺：“周涛兄，你赢了！”周涛却说：“唉！江山多娇，斯人憔悴啊。”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1）
诗人杨牧从四川寄给我他洋洋200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的两卷书。由此我想到和他的缘分，遂随意写下我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书的感受。除“缘分”和“引子”，以下十个小段落均以杨牧《边魂》中的诗句作小标题，故称杨牧十韵。
缘 分
1987年初秋，我有一次四川之行。北京的部队青年诗人李晓桦邀我到成都参加由成都部队做东出车，全国各部队几位青年诗人同行的九寨沟之游。我由此结识了新疆风趣的军旅诗人周涛。有天，周涛交给我一份手稿，是他的朋友新疆边塞诗人杨牧一册散文体新作。他讲，你在北京出版界工作，还编《传记文学》杂志。你看看这稿子可不可以发表或出版。我同杨牧素不相识，那些年也很少机会看诗人们的诗，包括杨牧的诗。但我接受了稿件。心想是否发表或出版，只有读完稿件方能作出判断。旅途我读毕杨牧这卷18余万字的手稿，我甚欣赏。作为刚赴任不久的《传记文学》杂志拍板人，我决定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杨牧这份《西域盲流记》手稿，因为它是一部纪实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可读、好读，见出作者的思辨和文学才华，同时它具备客观的，不会泯灭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在当年传记类文学来稿中，我认为杨牧这篇独立不羁、出言直率，有文有情之作属上乘。这自然是诗人杨牧一份真实的自叙传，能写出来，是难得的。我读他这份自叙手稿也就了解认识了杨牧这个人和他笔下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当我决定《传记文学》全文刊登他这篇佳作后，遂写信告诉了周涛兄要他转告我不相识的杨牧。杨牧于1987年12月寄赠我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的他的诗集《边魂》。我曾是个很爱读诗的人，读杨牧《边魂》，似有深入骨髓的感觉，远胜过去某些诗人写边疆的新诗。其后1989年6月30日在北京，杨牧与我有次短暂会面，由此我们成了相知的朋友。继1988年《传记文学》全文连载他的手稿，1990年3月又为他出书，书名《西域流浪记》，是我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
引 子
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土改中划为地主）。祖籍则是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其先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进士第一，年仅24岁。嘉靖初年因直谏，被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在云南终老。他记诵之博，著述之丰，居明代文士之首。所作诗词散曲等极丰富，有《升庵集》行世。关于杨慎的这些话，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老作家艾芜带我去游玩他的故乡新都桂湖和宝光寺，一路闲谈，他告诉我的。看来他对这个同乡前辈先贤颇感兴趣。而艾芜自己也是年轻时流浪云南，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话题扯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杨牧的家世。谱牒有时无稽，然而杨牧这一支出自杨慎，则是有他家乡一块墓石的碑文作证。杨牧1944年3月出生，5岁半时曾接受一位家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不久即中止。两年后父亲去世，家庭破败。尽管如此，他的姑母仍资助他进村小初小念书。9岁，祖母辞世，生母改嫁县第二中学一位英语教师。10岁他考入乡小。这次进高小，得到他的班主任资助。12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县第二中学（原为私立三善中学，后为三汇中学），这回他的资助人是他的后父。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这个学习成绩仍然优等的14岁少年，只因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右派”诗人艾青的作品提出疑问，在关于“又红又专”的讨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意见，而被判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60年，他去公社小学任代课教师。可是隔了两年，只因和几个同龄朋友合编一份油印诗集，又被指为“非组织行为”。一年后再次被“下放”回家务农。一个有天分的少年，爱好诗歌，学诗读诗，进而编印自己的油印小诗；此外还学着独立思考、判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这在一个正常社会算得了什么呢？就是不愿鼓励，也犯不着加之以罪呀，何况还是未成年人。毛泽东处在上世纪他少年时代的旧社会，不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吗？也未见那时反动当局治这些个少年人的罪呢！对出身不好、有才学的小孩，采取打压排斥的方针，是十足的蒙昧、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