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垠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当见习编辑。但是走向生活并不总是那样风和日丽，轻松愉快。就在这年冬天，朝垠遇见了一场意外的风雨的突然袭击。原来他向来引以自豪的在山西某市军工部门一家新建工厂担任领导成员的哥哥朝金忽然在一夜间被判“反革命”罪，被送去劳教三年，撇下妻子和刚出世不久的孩子。哥哥不服，将某厂的《起诉书》和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寄给了弟弟，希望弟弟为其上诉最高法院。朝垠接到哥哥的信惊呆了。哥哥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是做过肃反工作的，细看《起诉书》、《判决书》则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不是件错案？朝垠怀疑了。但身为共青团员能够不相信组织吗？朝垠内心十分矛盾。不管怎么说，哥哥被判反革命罪已是个客观存在，不管判得错对与否，都需向组织报告。记得朝垠最先是找我汇报的（那时我兼任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我也看了那《起诉书》和《判决书》，觉得它是脆弱的。因为构成“反革命”罪的历史根据是他哥哥自己曾经交代，1949年解放军刚进县城，而乡下情况还很混乱时，他曾动过念头，抢几条解放军的枪，占山自立。这怎么说也是一个少年（那年他刚过15岁）天真幼稚的想法，虽说是“反动”的———想抢解放军的枪还不“反动”？再则它也没有成为事实。何况，在这之后他很快进了人民革命大学并被保送北京深造。这还不足以证明这少年最终选择的是进步和正确，而组织在审查清楚他的出身、历史后，对他不也是信任、培养的吗？尽管如此，我们那时候的观念第一是相信组织，《起诉书》、《判决书》代表一定的组织，而自己的感觉判断则不一定正确。因此我劝朝垠最重要的是站稳革命立场，最好不要自己替哥哥上诉，要相信组织并经由组织解决问题。我也很快将此事报告给单位行政领导，又由行政领导给机关人事部门通告。结果朝垠被认为立场不稳，为反革命哥哥辩护。领导责成团支部召开团员会批评他，朝垠在会上只好承认自己犯了政治性、立场性错误。这是朝垠走向生活遭受的第一个挫折。实际上这事儿影响了他其后十几年。那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强调的就是政治立场。1959年又刚刚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作协批判、处置了不少人。如果认为一个人政治立场不稳，那将影响对他的使用、提拔，更不用说入党。朝垠在这年冬天即下放怀来劳动锻炼，60年代初期最困难的时候又调他回机关专门从事小球藻的生产制作，根本没有调回《人民文学》上岗一说。一年后转正，所有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都略上涨几元，只有王朝垠一直保持着56元20年一贯制，尽管他早已成为熟练的编辑。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期工资才开始调整。当然，这时他哥哥的冤案也已平反。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2）
朝垠回到《人民文学》是1961年初，也是领导正式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之时。朝垠告诉我领导曾找他谈话要将他调离《人民文学》，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希望留在《人民文学》做编辑工作。此事我没听领导说过，但调离之事是完全可能的。其所以将朝垠留下来，我觉得不仅仅取决于朝垠个人的愿望，而是编辑部那时需要年轻的编辑。再加朝垠在大学的政治表现及学习成绩一贯还是好的。
虽说遭受了不小的挫折，朝垠上岗后，仍然一心投入工作且表现了“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和湖南人的钻劲、蛮劲。当时一个老编辑修改过的一篇稿件，我们请朝垠看看，本意是让他借鉴学习一番。而他阅后竟附小条十几处，指出老编辑改稿不妥之点。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是毛头小子对比他年长的人的不敬或冒犯，为圆滑世故者不为。但朝垠不是这样的人，他想的是对稿件负责。而他指出的不妥处也确为不妥。所以我们只好说，朝垠所提意见是正确的，请某某同志参酌再改。在朝垠与我合作共事时，很快越过见习阶段（大约不足半年）。我们从工作需要和朝垠表现出来的业务水平出发，立即将他同其他老编辑一视同仁地分配了独当一面的工作（每人负责联系一两个大区和几个省的作者），而他干得一点儿不差。我发现朝垠在文学编辑工作中最大的特点是“不欺无名”，这是一个编辑难能可贵的品德。我见过不少编辑，他们对成名作家的工作做得细致周到，这自然是必须的。但“不欺无名”，他们就很难做到。有人竟说阅读处理无名作者的来稿是“体力劳动”，意思是说让他干这样的活儿是委屈了他。有人想“不欺无名”却做不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那样的耐心“沙里淘金”。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欺无名，沙里淘金，是比联系成名作家更加难做更加默默无闻的工作，也更能够检验一个编辑者的品德、水平。朝垠就是这样一个好编辑，除了经常联系成名作家，他还热情阅读无名作者来稿。这是一个有利于扩大文学作者队伍，而对编辑个人来说却是以付出为主，获“利”绝少的活儿。而朝垠却热爱这个工作，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1962年，朝垠发现了江苏一个无名作者宋词的投稿《落霞一青年》，这是篇文笔绮丽、有江南水乡清新风格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新意的年轻人形象的小说。尽管发在小说的末条，还是受到读者欢迎并引起注意。自然，因为有日本评论界的评论，在1964年的文艺整风中又被领导定为“有问题”之作。1964年，那时需要表现新生活新英雄的作品，却甚是难得。作为《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却不能过分降格以求，尤其对于小说，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恰在这时，朝垠提出了一篇无名作者的小说，作者是湖南某发电厂一个普通锅炉工人。小说的题目叫《迎冰曲》，本身就很提神儿，写的是工人和技术人员冒着大风雪抢修电路的故事，还真有生活中英雄人物那种真情实感。然而字却写得歪歪扭扭，甚难辨认，一看便知是一个文化水准不高的人的作品。作者自言稿已被三家有名气的刊物退过。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编辑很可能会将此稿弃置不顾，起码可以说句“谁叫你的字写得这样潦草，无法辨认”来安慰自己。朝垠不是这样。他“不欺无名”，知难而进的精神，使作者和作品“超生”了。他硬是本着对这位无名的素不相识的作者及作品负责的精神，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作品，做出准确的鉴定。稿件经过复审送到执行主编李季那儿，李季大喜过望，立即将该作发于刊物的头条。作协领导人由此也称赞了作品，表扬了李季同志。湖南籍的名作家周立波也在《文艺报》上写文赞扬此作。我至今觉得，当初的锅炉工人萧育轩这篇作品，要是没有王朝垠编辑这个“偶然”因素，它不一定出得来；也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现今的湖南作协副主席、小说著作甚多的萧育轩其人。重情义的老萧至今感念朝垠大编辑。当然60年代那几年的编辑业绩，对于王朝垠还仅仅是“小试锋芒。”而在中断了十年后的70年代80年代那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
这里我不能不稍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作协和朝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在1966年底，便被群众揪出，投入牛棚。但是作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我还是关注的。作协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颇有联系，信息灵通，在1967年初即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夺了作协的权。但是不久作协的造反派又一分为二，析出一个“革联派”。照今天的语言分析，掌权的“造反团”是主流派，人也占多数，而“革联”是没有掌权而处于少数地位的非主流派。但是“革联”的人有一条，对干部的评估比较实事求是。他们主张多解放些干部，尤其中下层干部。王朝垠、周明等人即是“革联”《人民文学》分部的勤务员。我在牛棚里无法与他们沟通，而他们也批斗我，喊“打倒”我。但我明显感觉他们对干部的观点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69年初，工、军宣队进驻后，我于6月间被解放。9月下干校又与《人民文学》的老同事们编在一个排，整天劳动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起，重叙友情了。朝垠在干校干得很出色。他在劳动中是个巧人，举凡那些盖房子，修猪棚、鸡舍，栽秧、割谷、修田埂，开机器等技术活，他全是一学就会，作业上乘。他修的田埂结实、光亮、平整，美观得像件艺术品，连老农看了也赞不绝口。最可贵的是他那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牺牲精神。他体质不强，身体较瘦，又患有胃病，干起活来却总是抢在前边，拣那些最累最重最苦的活儿自己承担。我仍然记得大冷天下到刺骨的沼泽地的深水里修田。军宣队选择几个勇士们饮一口劣质白酒带头下水，朝垠是其中之一。他高扎起裤腿，瘦巴筋筋的长腿立即跳下水去，从脸部、胸口到腿被冻得通红发紫，依然挥舞笨重的铁锹，谈笑自若，毫无畏怯之态。夏天最热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开着机器，收打稻谷。在尘土飞扬和呛人的烟雾中一干就是半天，腰酸背疼也不吭一声。干校后期，党组织又开始考虑发展新党员，我分工联系朝垠。我们本是相投的朋友，谈起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均有共同语言。但我毕竟在牛棚里关了三年，对作协和《人民文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某些事，仍然若明若暗。或许是为了供我了解他本人的情况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一天朝垠忽然给我一个小小笔记本。我一看原来是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事，俨然一本“编年史”，条缕分明，记载有头有尾，对事件有解剖、分析，我感觉受益匪浅。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朝垠这人的正直，他丝毫不带个人恩怨地看待一些人和事。错整过他的领导和干部，他依然实事求是地对待，主张解放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面对他们的极“左”观点，极“左”行径，他毅然反对，决不苟同。尽管这很容易招来一顶“老保”的帽子，他绝不缄口不言。再是他对人和事的解剖，锐利准确透彻，不为一时好听的言词，好看的假象所蒙蔽，这只有出之公心而又具备相当理论水平方能做到。读完他的笔记本我曾赠诗一首，其中两句是“锐利解剖刀，唯物辩证法”。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正是党组织该考虑的发展对象。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3）
但是朝垠的身体变坏了，面黄肌瘦，四肢无力。不仅胃病加重，而又被怀疑有肝炎。这种情况下，组织上批准他半年假期，回北京治病养病。朝垠回京后，严重的胃溃疡使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休闲的日子一个朋友偶然带他去看了一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向来好发议论的朝垠，在给干校好友的一封信中，无意中流露了一句话：看了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真不知奇袭白虎团“奇”在哪里？谁也没料到，此信被同宿舍的另两个人看见了，竟当作了一回事，他们悄悄给江青、姚文元写了信，说是此地有人攻击革命样板戏云云。那时检举揭发盛行，这两人也学做了这样的事。也在干校劳动的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多少年后曾颇有感慨地说：要是这样的信，触动了江青的某根神经，她批了个什么话，不用说王朝垠遭灾，连我们整个五连（指中国作家协会）也担当不起呀！幸亏江青、姚文元那儿未见动静，但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此悬在五连和当事人王朝垠头上。尽管手术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且这个大龄青年（时年36岁）还在北京找了个对象刚完了婚。干校有关部门还是一封又一封信，催促王朝垠赶快回干校接受批判，检查“攻击”样板戏的“罪行”。这是王朝垠生活历程中经受的第二次打击，这一打击也影响了王朝垠若干年，不用说“纳新”无望，分配工作也无望。试问当时哪个单位敢要一个“攻击”了革命样板戏的人？直至三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政治气氛有了改善，《人民文学》正在筹备复刊，原单位才敢要了这个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人民痛恨的极“左”路线肆虐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家都有精神上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朝垠则更是感受深切，因为只有在这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算真正灰飞烟灭了。所以朝垠发自内心的拥护清除极“左”余毒，拨乱反正；拥护邓小平提出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那几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