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的弦重又绷紧。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及１９６４年６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连续发了两次批示。于是１９６４夏天，作协开始党内整风，刘白羽取代邵荃麟主持作协工作，随即开展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揭发批判。《文艺报》发表重头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而这次批判活动的余波，竟也莫名其妙地落在只不过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并正在“夹着尾巴做人”的唐达成头上。批判邵荃麟之后，作协创作研究室实际已被取消。刘白羽同志说了一句话：“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唐达成遂被遣送山西，没有单位要这个摘帽“右派”，他只好暂在妻子所在单位待着。正在此时，《文艺报》于１９６４年最后一期，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一篇“资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除了将胡风、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人再次揪出来鞭打，还新添了个邵荃麟；也没有忘记将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原《文艺报》编辑唐达成牵出来示众，其罪过仍然是他七年前发表的那篇批评周扬的文章。这等于重新公布他１９５７年的“罪行”，对唐达成真是雪上加霜啊。“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唐达成沦为下层平民，在山西矿区艰难地生活了九年，直到１９７９年党中央为错划“右派”彻底改正后，他才重返北京。
唐兄半世坎坷，落实政策后，他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协的负责岗位上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工作。然而他对过去文艺界颇为盛行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做法，已有所反思。在我离开作协后，仍同他有些联系来往。这时他虽是作协的领导，我对他仍保持着往昔的亲切感，不像对某些个文艺领导人，总有一点距离感。因为我们毕竟是同时代人；再则达成这人，无论当多大的官，对人总是平等相待，丝毫没有装腔作势的那种派头，这一点，他一生都“学”不会。有一次我去看他，说起建国初期某些“左”的粗暴的文艺批评，达成感慨系之地说：是啊，解放初期，一批刚来到解放了的土地的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却给他当头一棒：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无所措手足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对作家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但正是在文艺批评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今达成承担的事，有时也是非常艰难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曾和唐因受命写一篇批判大文，无法推脱，但也实在不好完成那一番说理。事后，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是他和唐因平生遇见的最难做也不情愿做，又不得不做的文章。可见其苦衷是多么的深。
同代人的伤痛（2）
８０年代末，达成主动辞去了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随后作协领导班子大改组。卸下了作协的工作职务，对达成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达成的父亲唐醉石先生原籍湖南长沙，长期住在武汉，他精篆刻，工汉隶，博古多识，是湖北著名的篆刻家、金石书法家。达成有此家学渊源，从小在父亲身旁习过字。有这潜能，在他从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书法艺术方有较充裕时间，得以自由发挥。这在退休生活中几乎成了他的日课，是很快意的一件事。达成的书法，刚柔相济，苍劲中透出妩媚，自成一格，字如其人。我不懂书法。但我觉得他同那些自命为“书法家”、出了书法集，实为地摊书法家的人，不属于一个档次。
达成退下来后，仍兼着全国人民代表的职务，有时开会，有时外出视察。但他毕竟比在岗时清闲点。而他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总是忧国忧民，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他休闲的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曾数次去看望他。他议论风生，侃侃而谈，有时则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主要是对他看到、感受到的腐败、弄虚作假等现象，和尚待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的担忧。他曾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关心民生疾苦，他的同情心明显的是在中国老百姓一边。我感到老唐兄的思想已进入大彻大悟，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许多人不及的。
我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谈他的见闻见解，因此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尚好。谁知病魔竟悄悄地靠拢了他。听说他得了重病，去年冬天我曾去看望他。那天他精神仍好，还像过去一样，热情地和我交谈。我怕他疲乏，才不得不即早告退。我祈望他病情稳定并及早好转。谁知今年十月我不在北京时却从报上看见他病逝，这使我感到意外，难以接受。心中的抑郁无法排遣，只好写此小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载《读书人报》）
诗人罗飞，撑起宁夏出版一片天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认识诗人罗飞兄的。他很早就在上海编过《未央诗刊》，自己也写诗。那时署的名，可能是本名杭行，罗飞则是他的笔名。1955年“肃清胡风暗藏反革命分子”时，诗人杭行“榜上有名”，于是这个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遭灾顶之灾，坐过牢，后来又下放边远省区宁夏，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直至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他才回到编辑工作岗位，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大约是1987年受命编辑《传记文学》杂志，开始与他有了交往。首先我应该感谢他，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我以前不相识的朋友写自己或家人在反胡风运动中遭遇的，存历史之真的文稿在《传记文学》发表。此后这些文稿大多收入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中。此书的责编即为罗飞兄。此书早已脱销，听说即将再版。
我现在要说的是，罗飞兄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就职后，真正为宁夏的出版事业撑起了一片天。罗飞兄作为有经验的老编辑，他广见博闻，掌握的信息量大，又十分敬业。任何出版社，只要有了像罗飞兄这样做事的编辑，肯定会为出版社增添声誉，并不断取得社会的、经济的双效益。例如重印过去的好书，如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马宗融先生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其实我所知有限。但这样的做法却表现了一个编辑出版者眼界的开阔，并且真真实实为读者的阅读需要服务，当然也为作者服务。这些书的作者或译者都已仙逝，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成果，却不宜湮没。我想罗飞兄很可能出自这样的设想。罗飞兄的这类举措，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无疑具有开创性。一个书刊编辑，只要像罗飞兄这样勤于创意，并有博大胸怀，一心为读者、作者出好书的精神境界，那就何愁出版社不发展、兴旺。
我记得约在80年代中期，罗飞兄还亲自创办了《女作家》杂志季刊，他自任主编。这是一本纯文学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它打破了地域局限，向全国作者组稿。杂志出刊后，颇受一般女作者青睐。我最先是从北京一位女作家那儿，看到了发表她小说的这份杂志。后来我也向它投稿，是怀念女艺术家王莹的一篇稿件。这时我还不认识主编罗飞，看这名字，还当他是一位女士呢。后来我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还为此哈哈大笑起来。我虽然不认识《女作家》的任何编辑，稿件却很快登出来。稿件的取舍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而不是看是否名家之作。我欣赏这样的刊风。事实上《女作家》出刊几年，发现、推出了不少女性新作者的作品。认识他以后我也曾向罗飞兄推荐了北京市一位女作者新作，承他不弃，予以刊登，并登了我一篇评介文。罗飞兄编的这本《女作家》杂志，我相信同它有过联系的人们，是有记忆的。它也是编辑家罗飞兄在西北的一个履痕。
罗飞兄于1999年出了一本新作诗集《 红石竹花》，读过它的人，我想会留下同我相似的印象，诗人罗飞创作的诗，就像他编辑、组稿的书刊那样，是有品格的，艺术质量是经得起检验的。在这篇拙文中我不想多说。
退休以后，罗飞兄并没有休闲。他如一颗星，它的光辐射到很大一个范围。它总在编者和作者之间起着不可缺少的媒介作用。银川市出了一本《黄河文学》杂志，它的作者不限于地域，而是遍及全国。能够做到这样，罗飞兄功不可没。他常常向外地他的弄写作的朋友们索要稿件，问有没有新作，他可以介绍给《黄河文学》。拙作散文在该刊发过多次，就是罗飞兄起着中介作用。当然它的主编也是大度的。我相信其他外地作家新作在这块园地面世，不少也是罗飞兄牵的线。
罗飞兄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但他对文学编辑出版事业不竭的热爱，堪称楷模。
2003年12月13日完稿
断忆（1）
——忆文学编辑许以
你的灵魂随着一阵轻烟飞去了，不知飞向了哪里？我早就预感有这一天，我却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也不再去看你。人生的痛苦不在形式，而在心里。我的心在滴血，有谁知道呢。当然结束这只有痛苦的生命对你是个解脱。
我了解你曾有很庄严的生命。你这个姓氏属浙江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姑姑、叔叔都是饱读诗书的才俊之士。父亲许宝驹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又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然而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了民盟、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姑姑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叔父许宝暌乃民革中委，原《团结报》社长。你是父亲最喜爱的幺女儿，你这个幺女儿比父亲更激进。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时，你居然悄悄出走，去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拿起枪杆子直接同反动派斗争。你曾告诉我有回国民党军队来“清乡”，是个不相识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了你。讲起这些往事你仍然激动，说将来退下来要重返四明山去，看看那里的乡亲，写点有意思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你父亲的密友周恩来亲切关照下将你和你的夫君调来北京工作。我初见你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你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服，脚上一双青布鞋，人显得清爽、脱俗，只是脸色略微苍白。那时我受命主持《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你则很快被选为党小组长。我对你很尊重，但我们关系并不亲密，我感觉你对我有一丝冷淡。其实你是在冷静观察我。我想我那遇事不沉稳，少年气盛的样儿肯定不讨你喜欢。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长处。你的长处恰恰是我欠缺的。你待人温和，与人为善，联系群众，对人处事本着求实的态度。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恰恰容易被人目为“右倾”。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就是个例子，在整风鸣放中非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对你的意见最少，看法也比较好，而在反右中这倒成了个问题，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怪怪的。你其实是个是非憎爱分明而不愿意盲目追随潮流的人。记得当社会上已有人批评《人民文学》是“修正主义”，秦兆阳是“修正主义者”时，我们两人曾坦诚地交换过看法，你说秦兆阳是好同志、好主编，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人民文学》也没搞修正主义。你讲得毫不犹豫，干脆、利落。正是从这种心的交流和了解，我对你油然生出敬意。反右后我们作了更多这样的交流，彼此的隔阂没有了，友谊从此产生。
１９６１年初，上级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你为副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在小说组的工作我俩真是难得的好搭档。你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冷静细致周到，循规蹈矩，善于关心人、团结人；而我在工作上有一定创意，喜欢猛打猛冲，但处事不够周密。你在许多事情上恰恰起了为我把关的作用。我们互相补充，体贴、谅解、支持，配合默契，这就成了理想的搭档。我俩人团结得好，小说组八个人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何愁工作做不好？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期间，稿源缺，但只要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编辑的积极性和作家的积极性），实际上局面很快打开，稿件源源而来，佳作涌出。我现在仍清楚记得，《人民文学》当年获得好评的小说，像方之的《岁交春》，谢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