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度来日本，会晤张宗植。起先是王澄清两次来，拜托张宗植帮他追回一位韩国商人欠他们的货款，又请他成立一家承担“森美”在日本业务的小公司，他们出一部分资金。这就是后来日本“森美公司”的由来。按照张宗植的脾性，他并非道地的生意人，所以一向是“你不求我，我也不求你”，在做生意方面，从不主动提出与人合作。这小公司成立以后，虽也帮他们推销美国药品，他对长期合作，仍有几分踌躇。直到萧人存10月份再次来日本，两人相聚深谈，很投契，才下了决心。他们谈话的中心意思是，都是从反帝爱国的抗战中走过来的人，想法、看法是相近的。虽说在国外环境，要合作，便需赤诚相待，而不为金钱、利欲所分裂。这样就能够有所建树。张宗植说，“我看得出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运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工业的过度集中，如果能做点分散工业到后进地域的工作，只需我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也愿意协助你们。”就这样，从50年代中、后期起，直到70年代初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期亲密的合作。森美公司的主要建树是，利用一家跨国石油公司贷款，日本的设备、技术，以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工程技术人员为主，泰国的华裔建设公司承包，在泰国建起了该国最大、设备最新的炼油厂———“挽节炼油厂”。60年代后期，森美公司的业务，围绕石油而有很大开展，在好些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公司。70年代初期，他们又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在新加坡建起了以华人资本为主的新的炼油厂，成立了新加坡石油公司。第一届董事长是新加坡的陈文德，总经理是萧人存。萧人存因筹办这两个炼油厂，长年奔波于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积劳成疾，于1974年在新加坡遽逝，随后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森美公司，连股权也没保留。他真正做到了不是为钱袋而工作。但两家石油公司其后有长足的发展。挽节炼油厂屡有扩建，1982年被泰国收归国有经营。新加坡石油公司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成了东南亚唯一能和国际石油大资本抗衡的企业。张宗植作为新加坡石油公司开创人之一，深孚众望（1994年我去新加坡时，承张先生介绍，曾登该公司耸入云霄的大楼，短暂参观），至今仍在那儿兼任重要职务。二战以后，抓住机遇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张宗植和他在森美公司的朋友们，功不可没。1993年，张宗植先生将他完稿的回忆录《长空五百万公里》寄给我，这是纪念他已逝好友萧人存的，文中生动写了萧先生为建设两个炼油厂作出的贡献，同时写了建设两个炼油厂艰辛曲折的历程。该文载《传记文学》杂志1993年第6期。
不平凡的人生（5）
“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张宗植）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跨入80年代门槛，与故国隔离数十年，思乡之心愈炽的张宗植，便飞抵他最想念的北京城。1980年1月末，气候的寒冷阻挡不了他，他参加几位华侨的经济访问团到达北京。他挤出有限的空余时间，托联络人员为他安排，在第三天上午，会见他最想见的清华学友蒋南翔（时任中国教育部长）和清华同学、表兄何凤元（他是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在1950年香港的两家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国民航第四局局长，于1977年在国内去世）未亡人张滢华女士。这天上午9时，张宗植住的房间便有人敲门，原来是蒋南翔提前一个半小时来到。他知道张滢华将在9时到来，他提前来，是想聚谈的时间长一点。宗植一见南翔就说：“我是让联络员约好10 时半去看你的，哪有一个政府部长跑到旅馆来访问商人的道理？”南翔笑着说，“小朋友怎么见外？”宗植的心一下子热乎起来，好像回到了当年。他们共同回想起1939年在重庆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在民生公司任职，南翔打听出来，在繁忙、紧张的地下工作环境，仍专门去他的宿舍看望他。两个朋友，睽别已四十一年矣。相见是欢悦的，只恨时间太短。同年8月，蒋南翔有事赴东京，两人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欢谈。这头一回来北京，张宗植也有机会重见了老友，曾长期领导中国外贸工作的卢绪章。可惜另一个卢（作孚）早逝，他见不着了。
自此以后张宗植与他清华时代的老同学、老战友陆续联系上了，其中还有几位当年文友，而今已是著名作家的徐迟、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
1990年5月他来京，会见了宋劭文（当年是北平“社联”负责人，曾鼓励宗植向左翼报刊投稿。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高承志、王作民（女同学）、马家驹、张滢华，端木蕻良夫妇、叶君健夫妇等，又专程去韦君宜家看望病中的她。我就是在君宜家，君宜介绍我与张先生相识的，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交往。
1992年5月张宗植再次来京。这次除会见老同学、老朋友，还去天津看望了老同学高承志、唐宝心、吕元平，广大华行的老相识高平叔。同年11 月，他有事来京，经王作民介绍，还去会见了中国工业界的元老、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十高龄的沈鸿老人，两人很谈得来。
在张宗植看来，他清华的老同学、老战友，这是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道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时刻定下来的，不管在什么处境，在国内、国外，那种反帝爱国的情怀，始终是他们强大的驱动力，使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永远互相牵挂。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形成的友谊。1988年5月3日，蒋南翔不幸病逝。在当年8月写的深切悼念蒋南翔，题为《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文章中，张宗植写道：“我对南翔的感激是我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他很响亮地叫了出来。我当年想做而因为受了一点打击就不能继续做的事，他挺身做到了，而且毕生在做。我说当年这种青年的热情，是出发点，也是永远继续的动力。“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不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富裕繁荣、筑成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国家时，这个热情的火种是永远在强烈燃烧着的。”而蒋南翔呢，在他心中，张宗植是他早年的引路人，这是不可更改的。他曾对别人说：我们的友情是永恒的，因为凤元是我的革命的引路人，宗植是凤元的引路人，也等于是我的引路人。而韦君宜对张宗植，也有类似南翔的看法。因为她当年刚进大学一年级，年纪小，是张宗植他们这些长她几岁的大哥哥们的言行，将她卷进这革命的时代潮中。虽说当年在学校，他们并不算很亲密的。但我观察，他们现在仍情同手足。每次来北京，张宗植都关心病中的韦学友（当年他们唤她“小魏”），前去看望她。每当他在《传记文学》发表新作，他就写信嘱咐我，稿酬不必劳神寄发，交给韦君宜，给她补补身体。
关心中国教育事业，捐资母校清华大学，
设立“一二·九”奖学金
1987年，正好是蒋南翔在中国教育部长任上，张宗植将自己海外的积蓄，捐资50万美元，30万给母校“清华”，设立“一二·九”奖学金；20万给安徽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张宗植科技奖”和“张宗植青年教师奖”（此名称是张宗植推脱再三才接受的。他给在科技大学工作的儿子的信中，解释他为何听了朋友们劝说，接受这名称的。他说：“张宗植”这个名字，我也不应过分作为私有之物。朋友中提到这名字便联想到何凤元、蒋南翔、姚依林、高承志、牛佩琮、宋劭文和许多当年的朋友，这是30年代“七七”前夕北平反帝抗日大批学生青年的一个分子，要作为这一群青年的一个分子看，不能由我以私有的心情，要表示高洁便把这名字也抹煞掉。）以奖励成绩优异的青年学子和教师。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首届获奖者颁奖，宗植先生于百忙中赶来参加了。1990年去中国“科大”参加授奖仪式时，他亲笔为学校题字“发扬科学精神，培育建国人才”。
关于这两份奖学金的设立，他在1987年9月30日给儿子的信说：“关于奖学金事———想来校方已经和蒋伯伯、滢华伯母联系上了，你知道有这事就够了，尽可能不要参加———你很聪明，我想你也懂得这事的本质，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中国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科技人才，一个抗日反帝的青年，后半生在海外生活，我缴付给日本政府的税，比日本人一生所缴的平均金额已经高出了二十几倍，这笔回收的资本，我今后用不完，将来成为遗产的话，日本政府要先缴60％以上的相续税，子女能分到的不到40％，要生前分给子女，税更重，我何必如此孝敬那些日本官僚呢？给中国作为公益捐款，不要缴税，中国可以全额受惠，同时也给了你一个无形的精神上的遗产。”
不平凡的人生（6）
晚年笔耕，再造辉煌
我相当讨厌“辉煌”这个词儿，因为已经被一般人们用得太滥了，哪有那么多辉煌，作出了一定成绩，也就不错了，都用得上“辉煌”吗？但宗植先生晚年笔耕的成绩，确是如此。
这同他1980年跟国内的老同学、老朋友们联系上了，也大有关系。朋友们记得早年他在清华大学的文名。而今几十年在海外，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难道不应该再写吗？在那些文友，特别是徐迟、韦君宜、端木蕻良几位鼓动下，宗植先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果然动笔了，益发而不可收拾。他用优美、动情的文笔，写了《徐舍的星空》、《遥远了的故乡》等怀念童年、故园的散文，写了怀人和自己早年生活、心路历程，在文思上别具一格的《竹骡记》，还有《多摩川雨雾》、《银座飞絮》、《东京湾的焰火》等描写日本生活变迁的作品。这些作品列入中文最好的散文中毫不逊色。
记得当我收到他1992年初，首次寄给我那份精心包裹，蓝色封皮的手稿《岛国余话》（出单行本时改题为《樱花岛国余话》），我读之，即不能放下。这份十多万字手稿，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该作首次独家刊于《传记文学》杂志1992年第一、第二期）论文笔，早年在清华大学时，就有人赞扬他文字风格清新、隽永（一说是俊秀、朴实），果然名不虚传。而读他的新作，我更要说，他是宝刀未老。
他离开故国四十多年，还有这样好的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真是令人惊奇。这我不想多说。我想要说的是他近十年陆续在自己祖国发表出版的这些写日本文稿的特殊价值。就拿他这部最重要的著作《樱花岛国余话》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利用自己战前，特别是战后几十年生活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见闻，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非常关心的近邻日本难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我认为胜过好些学者、文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比如日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好就好在张先生是全面、客观的观察分析。他说他在1936—1937年短暂的留学时期，就对日本普通人民抱有好感。他们爱好清洁，守礼，勤快，心地善良，生机勃勃，连卖报的小报童也是这样。他好像看见一个消失了的古代中国，存在于日本普通人民身上。日本国向来重视教育，最好的房屋、设施是他们的小学、中学。而且，他们教育普及。但是日本是内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保留着许多封建东西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财阀制度，战前的军国主义，它是军阀、财阀相勾结，而以军部的专制为主体的反动制度，它快速地将日本推向侵略战争。它蹂躏侵略别国，也反对本国人民。他在1947年秋天去到战败后的日本，只见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十分悲惨。但是战后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盟总”占领日本，美国的政策，最初是想瓦解、铲除日本那些大财阀集团及其制度。可是没过多久，为了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就改为扶植日本，对付共产主义力量正在这些国家兴起的中国、朝鲜、越南等。例如，战争的赔偿也被“盟国”免除。中国这个受害最大最深的国家，由蒋介石做主，追随美国，对日本放弃一切赔偿要求。作者愤慨地写道：“清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没有踏进日本一步，《马关条约》却规定了对日赔款，金额超过清政府全国财政收入的年额将近两倍，抵得当时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年额两倍左右。而这次长期战争的结果却不要赔偿！”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日本为最大后方基地，那些老财阀的新继承人掌握的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