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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作者刘克（2）
时间过得飞快。刘克第一次走进《人民文学》编辑部是28岁年纪。1978年我们见面，他是个中年人。自从1981年和他再见一次后，又有将近20年不见了。而今他已年过七旬，不知近况如何？我相信他还在写作，思考。
1999年3月1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从《明镜台》到《反腐败纪实》
——小记作家耿龙祥
去年在《传记文学》杂志第5、6期合刊上读到耿龙祥的《反腐败纪实》，感觉是一篇极合时宜的纪实文学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头从有人去安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墓地凭吊写起，提出了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尖锐问题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战胜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正面描写安庆万人大厂石化厂在厂长徐士华、党委书记喻道成这些共产党人领导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及其实绩，是一篇寓理于事、实事求是、饱含激情、有分析有说服力，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切的主题的力作，更不用说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艺术魅力，虽逾万字而不嫌其长。遗憾的是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没有受到读书界、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最近听说上海《文学报》评选该作为报告文学二等奖，这是做了一件符合读者心愿的好事，对于热心写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励。
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像昙花一现似的，1957年后，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体委工作去安庆市出差，这时打听到老耿在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头儿，遂去访他。十年不见，老耿额上添了皱纹，但精神不减当年，谈吐亦如往昔。交谈中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你还写不写东西？他连连摇头，说，我的围棋下得不错，假如你爱下围棋，我可以陪伴你……
从此我跟这位作家重又恢复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老耿长期担任安庆市委宣传部长，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宣传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不乏善政。听说近年他已将较多的精力集中于文艺创作，继续深入生活访察民情。《反腐败纪实》一文正是他深入工厂采访数月后结出的硕果。
一条明丽的川流
——记小说家苏群
我做梦梦见了一条明丽的川流，不管负载有多沉重，前路多么迂回曲折，它总是不急不缓，宛转不息地向前流。四十多年了，我总期望它在我跟前，它的潺潺絮语、殷殷情意，使我享受着难得的友情温暖。它怎么能离我而去呢？而今它却突然消失了，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条河流，我心里空落落的。难道这是真的吗？这就是我的老友，优秀的文学编辑、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蔡明川（笔名苏群），他于1994年9月9日辞世了。
我同明川在青年时代相识，共事两年。那时我们这个小集体里的年轻同事们不仅是同事，许多人还是朋友；不仅仅是朋友，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我和明川，明川同别的一些友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几十年，可谓终生不变。年轻时的明川，仪表堂堂，谈吐不俗，聪明练达，不仅吸引不少年轻女性对其青睐；而且被领导看重，受到周围人们喜爱。他长我几岁，我尤其钦佩他待人接物爽朗得体，处理工作极有条理，麻利而高效率、高质量，这正是他终生保持的一种独特的作风；还有他那丰润、妩媚，书写流利的字，和明白、晓畅、亲切的表达，即使是回复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也会令收信者有如坐春风之感。真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正是欣赏、喜爱明川兄那种天生内秀的禀赋和形诸于外的清新、俊逸。我视他如同亲密的兄长。记得大约是1951年底，机关里宣布了在青年中发展党员的首批对象，明川是其中之一，他确实深符众望。在1952年，明川的写作才能也被领导发现了，曾派他去河南黄泛区体验生活一个月，回来写出一篇小说《在肥沃的土地上》，主编将其发在《长江文艺》的显著位置。这可能是明川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受到善待。
1952年底，我工作调动，离开了武汉。数年后，明川有事北上，兄弟俩促膝谈心，我方才知道，在我们别后几年，明川的境遇并不顺利，频繁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难免烧到他头上，他的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二十多年后，他的心愿再次实现）；业务上仍然用他，但只作为普通编辑使用。
然而明川兄的敬业精神一如既往。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从70年代初筹办、恢复刊物，至80年代后期，他在《长江文艺》小说编辑和编辑部负责人的岗位上，以其文学慧眼和编辑者的胆识、热忱，不知发现、提携了多少原是无名却有才的作者，推荐发表了多少文学新人的佳作；此外又以身教言传的方式，帮助了多少年轻编辑成长。这些无需我饶舌。曾受益于明川，近些年三楚大地涌现的一大批新作家和有才干的文学编辑自有心碑、口碑，也可以提供证明。至于其中的甘苦，尤其曲折、艰辛，只有数十年操持着编辑职业的明川自己知道了。他出版的中央电台连播过，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也是他自身编辑生涯的写照；但我想，恐怕只写出了他的人生风雨、编辑苦情之什一。
1982年秋天，我有幸与明川同赴我的第二故乡鄂西，朝夕相处半个月，我们之间的长谈、深谈，常常让我回味。其实我多半是个倾听者。明川这多年经常在底下跑，有时还带职工作，不用说，他的生活阅历，社会见闻、知识，令我听得着迷，且倾羡不已，我预感他将不断有长篇大著问世；更教我感佩的是，他的是非、善恶之感一如往昔，他的标准尺度同于一个普通百姓的心，我想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为人民立言的作家，最可宝贵之处，当然身为一个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的心境不能不带有相当沉郁的色彩。
粉碎“四人帮”后的十来年，明川在创作上的努力及其成果，是惊人的，尽管他一直是个业余作者，直至退下来之前，他并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自197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别山人》起始，他差不多每隔三个年头，即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后相继出版的有《风雨编辑窗》、《孤岛就要沉没》，而且一部比一部好，直到1987年的压卷之作《圈套与花环》。这些作品都有较高的印数，《风雨编辑窗》印数达七万多册，最低印数的第一部长篇，也印了两万七千册。这四部长篇总的字数将近一百万字。着手这些长篇小说时他已年过半百，应该说是在余年，于淡泊的物质生活中，用剩余的精力完成的。这更令人敬服。
明川年六十有八，生命即被病魔终止，这未必是他的天年。终其一生，他的工作才能与创作才能有所发挥，但似未充分发挥，这不能不使他自己有所遗憾，也是别人的遗憾，任人评说去吧。但他的一生是扎扎实实地为人民为社会奉献，是廉洁奉公、心灵充实的一生，这点上他绝无愧疚。
他这条明媚的不大不小的川流，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汇入了敬他爱他的人们的心海，也加入了中国优秀分子的积淀之海。
1994年9月13日，明川祭日草
（原载《长江文艺》）
寻访水静（1）
1959年春节刚过，我受命去江西南昌组织革命回忆录作品。那时《人民文学》经过了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浮夸风的折腾，较缺少好作品，小说一时上不去。因此领导对江西组稿抱有希望，期望能组到一点有分量的革命回忆录作品。在这之前，我曾于1958年春去过一次南昌，知道这里老同志较多，在老同志带头和领导支持下，写回忆录之风较盛行，因此才萌生了重去江西请分工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李定坤写篇文章谈回忆录的写作这一想法。至于是否能组到有分量的回忆录，那是并无把握的。到达南昌后发现南昌街头气氛还是同去年一样清爽、热闹、平和，人们气色很好，食品供应充足。这显然跟省领导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等求实、实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分不开。这一点，我去年就有所体会。那时江西省委领导机关不设门岗，要找领导同志比较容易，这至少说明领导机关是重视联系群众的。比之我去过的其他省份，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家乡湖北，1958年亩产破记录报道很多，“破除迷信”的文章发表得颇为活跃，而在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