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老农和南方乡下人那样。豆腐我和他有同好，认为是最大众化的美食，无论怎样做都好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必定有个主菜，就是淑英嫂子做的豆腐。学鳌有失眠的毛病，时常眼睛有点睁不开，显出睡眠不足的样子，我们戏称他为“眠尔通”。这种长期失眠症，恐怕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有关系，形成恶性循环。部队是个年轻人聚居的热闹环境，对学鳌的睡眠很不利，但学鳌隐忍着，硬撑着，坚持住在连队，情绪一直高昂，从不向部队要求照顾。
某些方面，学鳌又是个很执著的人。他上有老人，中有爱妻，下有三个心爱的孩子，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援越抗美战争，豪迈地做了慷慨赴义的精神准备。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要牺牲，请写信告诉北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越南的土地上得到了永生！假如我要牺牲，请告诉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快到最火热的斗争中来吧，这里有写不完的英雄……”他还曾写诗热烈赞扬碧血红花的英烈精神，记得其中两句是：“红花万朵伸天外，春天更把红花爱……”多么美的境界！这也是他自我精神的写照。这同我们见过的在战争面前偷生畏死的个别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学鳌有点受不了冤枉和委屈。我们在部队接受军训时，曾住在同一个连队，同处一室。我们在一些连队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个排长朋友是我的老乡，一个星期天中午，携其来部队探亲的妻前来看望我。有点“特殊”之处是他的妻是大城市的小学教师，那天大暑天，她穿了一身点点花的连衣裙，还打一把花“洋伞”，这在大城市里很普通，在基层连队环境里便格外惹人注意。加上她又是两个文化工作者的客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交谈结束后，我和学鳌不免热情礼貌地送这对朋友夫妇出门。却不料后来引起一场风波。我和学鳌又是身为领导任命的八九人的文化工作队的队委。不久，我们在连队接待一个“花枝招展”的妇女的风声，便传至团队政治机关了。在一次生活会上，一位主任公然为此批评我“不检点”，“犯了自由主义作风”。这从何说起？我欲辩解已无言。学鳌平时在一点一滴小事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却怎么受得了这般委屈。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这是学鳌的特点。他一直为此恼火，我们终于向主任的上司口头申诉了。但直到7个月后要离开部队，学鳌还记着这件事。他说：“以你在战争中的表现。你曾奋不顾身扑向美机刚扔下炸弹的现场，及时记录尚未爆炸、很可能一触即发的炸弹的有关情况，这是多么不易啊！起码应该记三等功。为什么没有呢？还不是因为你接待了方（那位女老师姓方）老师。”
诗人李学鳌（2）
像学鳌这样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台风不易刮到他头上。但他十分珍惜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尊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吃尽千辛万苦、有过大功的老同志和前辈作家，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一套“左”风。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只得因自己好的出身，跟同样是好出身的作家浩然一起，尽可能做一点保护北京文学界的作家、文人们的好事。他们组织了机关“红卫兵”，他和浩然负责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他们曾尽力保护大作家老舍和著名女作家杨沫。学鳌曾多次告诉杨沫，“不是你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乱抹”，支持她坚强地挺住。杨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被抄家、被揪斗。老舍，他们曾设法保护，巧妙地同外来的年轻红卫兵周旋。但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受辱并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导致自尽，却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还因这事儿渗进了复杂的因素，如韩蔼丽女士所写，一个尖嗓门的老革命作家在台底下大喊：“老舍是反共老手，至今还拿美元的稿费！”这无疑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娃娃们火上浇油，一下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身体孱弱的老舍如何抵挡得住那可怕的烈火烧炙。
当然像学鳌、浩然这样的红卫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很快就被造反派推向了靠边，不再能起保护伞、保护作家、文人的作用。但是凡是有良知的作家、文人不会忘记浩然、学鳌对他们的一片善意和保护他们的苦心，这是无法抹去或更改的一段历史。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其中后期，浩然成了唯一的作家，学鳌大概成了能够露面的极少数诗人之一。这并非他们的意愿，也非他们自身能够做主的。撇开浩然不讲，学鳌那几年，出访过越南、罗马尼亚。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矿山、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出版过稿费分文没有的一些诗集，这是颂扬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的长篇叙事诗，写采矿工人生活的《放歌长城岭》，赞中越友谊的《凤凰林》等。我是1973年初从干校回了北京，见到学鳌和浩然的。在这之前，他们对我表示了诚挚的关心，曾向北京市某文化单位推荐我这个干部，这单位还派人去千里之外的我们干校同我交谈过。这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对人的看法，没有受当时“左”风和他们处境改变的影响。据我所知，学鳌跟浩然一样，也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反感在心里的。他跟那帮趋炎附势、“拍”“四人帮”的人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不用说跟那些靠造反起家、搞极“左”的人，完全两岔儿。自然学鳌也有自己的失误之处。“四五”事件后，曾应报纸之约，发表向首都工人民兵致敬、批“复辟”的诗文，这是不应该的。这可能是热情的诗人易犯冲动的一个弱点。也受当时历史大背景所制约。但我认为这于学鳌，如同白璧上的一点微瑕。所以“四人帮”粉碎后，学鳌仍当选为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但在这之后，学鳌面临说清楚“过关”。虽说“过了关”———好些人对他是理解的、实事求是的、怀着善意的，但舆论界、文化界一些以前对他很热的人，却突然冷淡起来。此后他的情绪变得有点抑郁。他受不了这样的个别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击不应该打击的人（如像老舍先生），她的调子比谁都高，嗓门比谁都尖，而现在批起他来又是高上纲、亮嗓门。我曾劝说学鳌要他不要介意，以免影响自己的身体、精神。我说你遭嫉恨了，虽然你是身不由己，出国、当代表，这仍遭人妒恨。这可能是人之常情，当然也是人类最恶劣可鄙的感情之一种。
其后，学鳌患了肝炎，时好时坏，实在令人担忧。肝病的康复，光靠物质上的调养（这方面，学鳌的条件也不能算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调养，而这一条，学鳌似更难做到。终于一病不起，壮年早逝（享年58岁）。但是人们会记住学鳌的好，更不用说他那献给大众的热情的歌。
写于1993年
《飞天》作者刘克（1）
1956年大约初秋时节，有一个身高偏瘦的青年军人，带着他梳着两条长辫的，也是军人的女友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他自我介绍是来自西藏军区文化部的干事，名叫刘克，安徽合肥人，1949年随军进藏的。他送了一部描写本世纪初西藏人民勇敢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多幕话剧《一九零四年的枪声》。这部作品是他去了西藏西南部著名抗英古城江孜，访问当地人，搜集材料写成。刘克话语不多，倒是他的女友性格显得开朗、活泼点儿。刘克说，他们即将返回西藏去。没有多说几句，就告辞了。
虽是初次写作话剧，但这部话剧写得很有激情，情节吸引人，人物鲜活，语言也好。较熟悉剧本的小说组责任编辑谭之仁先读了此稿，给予肯定。执行主编秦兆阳向来关注并支持新人新作，从剧本题材和文学水平衡量，他决定发表此作，记得是在1956年年尾，以显著位置发表。
其实在这之前，刘克已在《解放军文艺》及西南地方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60年代是他创作的高潮期，也在《人民文学》继续发表过数篇写藏族妇女生活命运写得深沉，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后来结集的短篇集《央金》，我差不多每篇都读过。刘克作品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从生活中孕育，贯注了很深感情，精心写作而成。他的小说尤擅长写藏族妇女，笔调深沉，开挖深，有特色，有味道，因之，我很喜欢。至今有印象的仍有那《丫丫兵站》、巴桑、央金诸篇。
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地一部分作家到大西北去访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团体里，就有刘克。他是个性格内向，沉静的人，其他的人比较活跃，休息时大家一起聊天说笑啊，谈参观访问某个地方的感想啊，唯刘克，喜一人独处，或沉默地抽烟，或闭目养神，或独自散步去了。我也是个不喜多言，不大合群的人，所以，我能理解刘克。迫于工作，我有时不得不跟大家打成一片；有时也得关照一下孤单的刘克，看他有啥事没有。我几年前也去过西藏，跟他一起，还有可谈的。渐渐地，我们有点熟了。偶尔，晚餐后，我也邀他出去散步。我们两人话说得不多，但似乎还能互相接纳，还算融洽。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离开西藏，算是转业回老家，在合肥市文化局，而不是在安徽省级文艺单位，当一名创作员。当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对那方土地，那里的藏族兄弟姐妹，他是有感情的，也经历不少险境，经受过苦难和磨炼；但说起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混乱、折腾的情形，他就只能摇头。
我们这十几人的小团体，从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去到敦煌，又去玉门油矿参观。或许是旅途劳顿，加上有的就食点，可能饮食不够卫生，刘克不幸感染了痢疾，在附近医院就诊吃了药，也没见效。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刘克好不容易随我们回了兰州。在兰州，一边治病，一边休息，痢疾止住了，但刘克身体仍较虚弱。而我们下一段的计划是去青海访问，可能更加劳累。青海“作协”已经来人接我们了。我看刘克身体不大行，便和他商量，不如免去青海，就在兰州我们住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好又清静的招待所多养息几天，再动身回合肥去。刘克欣然同意。我替他在招待所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就跟大家一起去了西宁。
我们在青海，去遥远的西部石油工地访问。返回后，便直接从西宁乘火车去西安，然后自西安乘飞机直飞北京。沉静的刘克，是个创作的有心人。他在兰州那所省级高级招待所，没有白白休息。那时“四人帮”覆灭不久，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执政者，也下台了。这个招待所在他长达八九年执政期间，曾是他的安乐窝，在这里发生过多起他与年轻女服务员之间不体面的绯闻。以致当我们住进这招待所时，服务人员全部换成了年轻男子。我们觉得好笑。敏感的刘克不可能不思索这其间的因由，从而做点寻根究底的追索。他特别关注受害年轻女子的命运。这类事件，带有“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印痕。这种沉重感，对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接触了，就难以轻松地消除。何况作家的职责之一，是在于揭开某些现象的真相，以帮助消除社会中的病态。于是刘克趁住在曾经是事件发生之地休养之便，对其实情，做了些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再创造，写成一篇小说。这篇作品的题目叫《飞 天》，小说形象、意象的孕育，自然同他在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访问及在兰州的采访，不无关系。小说于80年代初，在有影响的《十月》杂志发表，很快引起关注，包括上层领导人。《飞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较早出现的有争议小说之一，留在读者记忆中；也提供给文学史作者们继续参阅、研究。
1981年春天我去安徽出差，在合肥市，遇见了当地文学界一年轻熟人，他正好知道刘克的近况。他说，刘克老师和原来妻子离异后，最近和本地报社一个他也相识的才女记者结婚。你要不要去给刘克贺喜。我可以给你带路。于是我给刘克打了电话。这个不爱交际的人，热情约我到他新婚的家宅去做客。
刘克的住宅，是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院，这种选择正合他的性格。他们的新婚宅院虽说简朴，但收拾得干净、爽洁，说明它有个灵性、勤快的女主人。这天下午，她专门请假在家为丈夫远道来的客人准备丰美的晚餐。系着围裙的她，满面笑容地从厨房走出来见我，一看就是个性格爽利、温和，善于同人们打交道的职业中年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