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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晋绥军区派一名科长护送蔡畅过同蒲路去东北。蔡畅让这位科长捎话给彭绍辉的警卫员罗贵波，要他在生活上照顾好彭绍辉。在蔡畅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给彭绍辉一点营养补助费。但几次派人送去，都被彭绍辉婉言谢绝了。他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自己艰苦了。”
全国解放以后，彭绍辉的衬衣和鞋袜破了，总是补了再穿。所用的枕巾、毛巾等生活用品，都是用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更换。有一次，一位警卫员看到彭绍辉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袜子实在是太破了，便劝道：“首长，这袜子太破了，买一双新的吧，您又不缺这点儿钱。”彭绍辉听了，既亲切又严肃地说：“我是不缺这点儿钱，但这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现在能穿上袜子就已经很好了。我小时候给地主家当长工，整天打着赤脚，连双草鞋都穿不上。这袜子补补不是还能穿吗？”警卫员听了，深受教育，从此像彭绍辉一样格外节俭。彭绍辉的一床被子，从五十年代初一直盖到七十年代末，20多年也舍不得丢掉。妻子张纬不知补过多少次了，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换床新的，可每次都遭到拒绝。一次，妻子趁彭绍辉不在家，把被面给换掉了。彭绍辉回来后发现，很不高兴，当即把那个旧被面又重新换上，说道：“这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有被子盖，还挑什么？我们不能忘记老传统啊！”
关心士兵，爱护同志，是彭绍辉的一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尽管他没有左臂，但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每到宿营地，他首先是到伙房、卫生队和战士营地去转一转，查看一番。从战士的衣食住行和伤病等情况，到机关建设和参谋人员的培训，他都时刻放在心上。有一个叫杨玉娃的小侦察员，目不识丁，一次向彭绍辉报告敌情时边说边看手掌。彭绍辉觉得很奇怪，拉过他的手一看，才发现他手掌上画着一些小人，还有手榴弹、长短枪，便问他：“小鬼，在家没念过书吗？”杨玉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彭绍辉关切地对他说：“过去没念过书，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我小时候也是个放牛娃，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们干革命，打天下，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你以后每天学两个字，我来帮你，好吗？”从此，杨玉娃天天坚持学习，每当他汇报完工作后，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后来，杨玉娃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彭绍辉坚贞不屈，刚直不阿，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四人帮”大刮夺权风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冲击，不能夺权！”
“文革”初期，林彪一伙企图把“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彭绍辉的头上，并进行逼供。每次，彭绍辉都理直气壮地说：“凡是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我也不会承认。”
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绍辉的迫害步步升级，审查逼供没有效果，就采取诬陷的办法对他进行批斗。
彭绍辉坚信毛主席是相信他的，因此想方设法托人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个好同志嘛！”这才使得“四人帮”迫害彭绍辉的行为有所收敛。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彭绍辉经常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自己一被解放出来，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同志，不怕承担风险。一天，武汉来人调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彭绍辉态度鲜明地对来人说：“陈再道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一定没有问题，这我敢打包票。”就是这样一句话，彭绍辉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四天的批斗会，责令他写检查交待材料。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时，彭绍辉不怕担风险，主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有些同志被隔离、关押时，他还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他的这些行为招来了更多的谣言与诽谤，有人甚至贴出《彭绍辉探监》的大字报，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妄图使他屈服。对此，彭绍辉正气凛然地表示：“有真理在，我不怕！”
70年代初，“四人帮”见军队难以插手，于是别有用心地提出在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坚持执行我军传统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张春桥、王洪文向他兴师问罪，指责彭绍辉：“不抓路线，方向错了。”
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张春桥、王洪文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思路。张春桥、王洪文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使张、王二人非常尴尬和恼火，可也无可奈何。
彭绍辉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多次公开抵制“民兵指挥部”的做法。1975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织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会后，他规定，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只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
这样，“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但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彭绍辉在战争年代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1970年，解放军301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于是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但彭绍辉却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工作。
1975年，医院将彭绍辉的病情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注意身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彭绍辉知道后对医生说：“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再向上报告了，军委首长工作很忙，不要拿我个人的这点小事去麻烦他们，再说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呢！”他顿了顿又对保健医生说：“再说，我身上的病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为党多干点工作。”
于是，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很紧，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到深夜还不休息。疼痛发作时，就吃几片止痛片继续工作；血压高了，就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把血压压下去，照样坚持工作；眼痛发作时，就让夫人或工作人员把待处理的文件念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再让秘书处理。
周总理逝世后，彭绍辉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参加总理遗体告别时，彭绍辉当场失声痛哭，为总理的追悼会规格公开抱不平：“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悼念总理的群众，为何只安排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悼念？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从悼念会场回到家里，彭绍辉抱病和泪写下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公开痛斥“四人帮”对总理的污蔑。由于悲愤过度，老将军再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清明节这天，首都数万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彭绍辉还住在医院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听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让家人做了一个花圈，吩咐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亲自坐车把花圈送到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看到悼念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在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四人帮”本来就想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要想叫人家开灯又岂是他这个独臂将军做得到的？
老将军嚎啕大哭，以表达自己对总理逝世的无限悲痛。警卫员见状，只得吩咐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他看了广场上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不停地对身边的秘书泣道：“公道自在人心啊！我倒要看看那些小丑能横行多久？”老将军说的“小丑”，当然是指的江青之流。
转眼到了1978年夏天，彭绍辉的病情开始有点好转，便要求出院。医生要他不要坐飞机，不能劳累，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坚持乘飞机前往胶东半岛参加总参谋部主持的一次业务会议。会后他又视察了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其中有个连队在山上驻防，随行医生考虑到他的主动脉瘤发展较快，怕出危险，劝他不要上山。彭绍辉却说：“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战士们直接见面，既然已经下到基层来了，又怎么能再脱离战士呢？”说完，硬是坚持步行上山，全连战士深受感动。由于过度劳累，彭绍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一天下午，他又忍着血管瘤局部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参加空军作战会议，并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会后还看望了与会人员。可到了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检查时，他还一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住院，今天的文件我还没有处理完，明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彭绍辉同志就因血管瘤大面积破裂，猝然倒在了设在病房里的办公桌前，永远离开了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军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军队建设，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独臂奇将—晏福生化装改名
晏福生（1904—1984） 湖南醴陵。入党时间：1927年。受伤原因：1936年9月7日罗家堡战斗中右臂被炸断。截肢情况：1936年10月整条右臂被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护送战友寻找毛泽东，化装改名晏福生。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最后率部随黄公略上了井冈山
成百上千煤矿工人喊着口号，群情激愤地进行游行示威。1924年的安源，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开始了。游行队伍要去找资本家讲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他叫晏国金，是工人推选出来的谈判代表。
这个晏国金，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晏福生。
晏国金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小就被迫给地主家放牛，稍大一点后，又给地主家当了长工。
晏国金儿时伙伴陈化科的父亲从小拜师学武，会一些拳脚功夫，因此，从很小开始，他就和陈化科一起随陈父学习武艺。1923年春天，晏国金辞别父母，来到安源煤矿当了矿工。刚到矿上时，晏国金被分到条件非常艰苦的下士畈坑道当小工。工头唐文全是他的同乡，见面三分亲，加之他膀大腰圆，干起活儿来不要命，又会拳脚功夫，因此对他青睐有加，没几天，就升他为大工。他渐渐在一帮年轻矿工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在晏国金来安源的两年前，也就是1921年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发动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1月，党又派李立三来到安源，建立党组织，创办平民学校，开办矿工夜校。不久，刘少奇也来到了安源。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饱受苦难的矿工当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由于晏国金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且又会一些拳脚，罢工胜利后不久，就被党组织指派为地下交通员，负责路矿工人俱乐部、路矿工会与安源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来往人员的护送等工作。
1925年10月初，安源工人俱乐部得知敌人将对工人下毒手的消息后，马上向上级党组织和毛泽东报告。不巧，当时毛泽东去了长沙。为了让毛泽东尽快知道这一情况，安源党组织决定派地下交通员晏国金护送蒋先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商讨对策。可当时晏国金还不认识蒋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