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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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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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明脸红红地喃一声:“算我没说还不成?”

  “老总懂历史,懂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一般的领导同志都比不了他。他讲理论话不多,可是言简意赅,一说就是本质。老兵常说:‘贺龙三句话,胜过一堂课。’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当组织部长的没有,我当政委的也没有。”关向应半靠枕头,仰面望着天花板,情思悠悠地继续说,“多少年我们睡一个屋子,夜夜聊天,聊历史人物,天南地北。有人把他比作夏伯阳,我非常不同意。夏伯阳怎么能同贺龙比?他不是师长团长的角色,老总么,他是统帅人物,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我们聊天,都对岳飞这个人物有好感,常常谈起岳飞……”

  薛明点点头,她听许多老同志讲过,岳飞在贺龙心目中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北伐时,贺龙首战鄂西,以装备简陋的一个师,击溃吴佩孚数倍于己的兵力,攻克宜昌,俘敌两个整师,缴获了其全部武器装备,一时间,贺龙的名字如隆隆雷声滚过湖北。大军向北,保卫京汉路,穿越上蔡,强渡瀑河,将张学良集结于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奉军主力彻底击溃。接着克临颖,一路歼灭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最后攻占开封府。

  贺龙在下达命令时,曾鞭指地图慨然道:“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恰好就是当年岳飞北伐的路线。收复汴京,直捣黄龙!我们北代的‘黄龙’在哪里?就是北上幽燕,直捣奉京!”贺龙所言奉京就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沈阳,他将鞭一挥,指向各团指挥官:“不过你们要注意啊,小商桥是大将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落马哟!”

  北伐军攻克开封,士气高昂,声威大震,本可以一鼓作气,“北上幽燕,直捣奉京”。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准备西征武汉,贺龙一天接几道命令,严令他率所部回师武汉。

  “又是十二道金牌啊!”贺龙痛心顿足,“我们比岳飞,只多走了几步路,可惜可叹!”

  同贺龙参加北伐的老兵都知道这段史实,当时贺龙麾下的团长刘达五对此也有详细的回忆。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贺龙为什么对岳飞的感情特别深。

  关向应回忆他与贺龙谈论岳飞的情景,将目光转向薛明,换了深沉的口吻,缓缓道:“人无完人。岳飞不错。老贺也不错。他需要有个家庭,家庭要有个孩子。我现在是病人了,都说贺关一体,我只希望贺龙有个好家庭,好妻子,养个好儿子。共产党人不是不讲感情,也希望有天伦之乐。我们共事十多年了,我对他佩服,我就希望他有个孩子。我整天躺床上起不来,没事情。我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关政委,你想那么远……”薛明脸红上来。

  “不远,快了。”关向应的脸更红,那是肺病人所特有的红色。“我躺床上没事,就想老贺。我看到他有了家庭,有了妻子,我还要看到他有孩子。我起个名字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关政委,”薛明羞涩地喃喃着,“你休息,以后再谈这事。”

  关向应咳一阵,深深喘口气,坚持说下去:“贺龙的孩子应该是学字辈。学什么呢?我们俩都喜欢一个人。”

  “谁?”

  “讲过了。夏伯阳乱闯,差点事儿,我们还是喜欢岳飞。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贺龙北伐多走几步打到开封府。岳飞字鹏举。学飞不好,叫学举也不好。名字么,有名有字。把岳飞的名和字各取一字,我看就叫鹏飞吗。好不好?”

  这名字确实不错,可是……

  薛明说:“关政委,您是有学问的人,当然起的名字好。只是这事还早些。”

  “不早。”关向应擦去额上的虚汗,胸脯微微起伏,“你愿意就是这个名字吧,我不定哪天就会死呢……”

  “关政委!”薛明连忙握住关向应的手,“不,不许你瞎说。你会好的,你的病一定会养好的!”

  关向应平静地笑笑,平静地闭上眼,平静地关照一句:“叫贺鹏飞。”

  1944年9月28日,大雨倾盆。薛明一边忍受着剧烈的腹痛,一边喃喃:“又是下雨。”

  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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