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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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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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你多照顾点。”

  “那时困难,大家都困难。”

  “可你还是尽心照顾了。”贺炳炎绕了圈,绕国主题,“薛明,这次还得麻烦你。”

  “你又困难了?去哪儿打仗呀?”

  “唉,你别逗我么。说正经的,你这儿这么多孩子,教育的又好。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让我的雷生也跟你们吧,跟着老帅我放心,小兄弟们也能建立起感情。”

  薛明还没来得及开口,贺龙已经笑响一串,说:“好啊,来了就都是我的儿子。”

  于是,贺炳炎将军也把儿子送来了。

  于是,我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聂管理员对我的母亲嘀咕:老总脑子里不想收入多少,养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元生活费,再养几个就快揭不开锅了……

  北京协和医院一间高干病房里,空气紧张,沉重又略带几分凄凉。

  陈希云将军仰卧在病床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褥单、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枕头、还有医护人员身上雪白的大褂,他就像卧在雪天雪地一样抖个不止。他的脸孔就像行将凋谢的木兰花一样青白而泛灰,两只枯瘦竹节似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干皱的皮肤下隐隐显露出缕缕青筋。谁能想像这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气吞万里的红军将领?他的生命已近弥留之际。

  但是,他不肯离去。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头发蓬乱,脸孔每过片刻便抖抖地偏侧一个方向,一双眼窝塌陷的已经变混浊的眼睛不甘心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喉结痉挛着,不住地倒气,又突然地使大劲抽动一下,用难以想象的努力完成一次呼吸。

  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瞧着这情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纷纷俯下身,安慰着:“老陈,薛明同志马上就要赶到。你再坚持一下一要不然,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陈将军嘴唇一张一合,喉结抽动着像是吞咽什么东西,喉咙深处咯咯地响过几声,终于又完成一次呼吸。

  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薛明同志来了!”

  薛明像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像是刚爬过一座大山。她顾不上眼熟人们打招呼,迳直赶到陈希云病床旁,俯下身就呼唤:“陈部长,陈希云同志!”

  陈希云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几十年,曾任八路军一二○军后勤部长,与薛明也很熟悉。

  听到薛明的呼唤,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陈将军忽然“闪烁”了,大约就是人们常讲的“回光返照”吧?他那混浊暗谈下来的双眼重新放出富有生气的光辉,在一张即将熄灭的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在努力抓她的手。

  “我,心里有,有件事……思、考、好久……”

  薛明点头,她听到一阵咯咯倒气声,接着又是顽强而痛苦的一次呼吸。

  “只、有跟你……说。”

  “知道。你说。”

  “我家里,孩子多……五个……”

  “你放心,老陈……”

  “我挽回不了啦。放、放心不下……孩子。我的爱人,没什么……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交我好了。”

  “张,张子仪要了……两上。李贞……要走一个。全分出去……去了……”

  泪水在陈将军眼角闪耀。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来去赤条条,临终不得不看骨肉拆开寄养的现实:

  “老大,洪生,我的大儿子,想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碗……饭吃。能到你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薛明眼圈一红,泪水涌出。她忙起身,把那孩子拉过身边,一同站到陈希云面前:“陈部长,交给我和老总了!”

  陈希云死死瞪住薛明和他的儿子陈洪生,嘴角忽然绽出一丝苦笑,那浅浅的笑纹渐渐凝固了……

  陈将军就在这苦笑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陈洪生。

  我们家孩子成群,但相处得好,全是兄弟姐妹,热闹欢乐,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生活的气氛,吸引了不少的人。

  当时,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住在成都。他来重庆看望贺龙,见了这一大群孩子,感动不已。

  李井泉曾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很熟悉。当年在延安,在晋绥,他工作在父亲贺龙身边,孩子常住我们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很熟,整天玩在一起,亲兄妹一样,感情分不开。现在李井泉见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不觉也动了念头。

  “老总啊,我那孩子黎风,现在快成野孩子了。”李井泉先诉苦。

  “有爹有娘的怎么会快成野孩子了?”父亲贺龙吸着雪茄烟,笑眯眯地问。

  “唉,有跟没有差不多。你也知道,我忙得顾不上家,萧里也忙得顾不上家。她是一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得休息,又是开会又是谈话又是批文件,顾不上管孩子啊。”李井泉说到这里,开始转话头,“黎风可是想你,想鹏飞他们,有感情了,总想见你们。”

  “那就带他们来看看嘛。”

  “你看你这里多好”,李井泉指那一群孩子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互相作伴,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观念。把我们家黎风也送来,叫他跟着你吧。”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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